《新-新型全球化》是《新-新型城市化》的升级版。
2023 年十月份，在写作和出版《新-新型城市化》以后，我紧锣密鼓地写作、修改、出版了《新-新语言》、《新-新外语》、《新-新宗教》三本小著作，前前后后就是一个月时间。匆匆忙忙地写作、修改、出版三本小著作，我是想尽快修改、出版这一本书《新-新型全球化》，然后就去作实际工作。
《新-新型全球化》和《新-新型城市化》都是基于我在 2012 年写作的《新-新中国十大纲领》。当时，我的重点是国家重建的十大纲领，而国家转型的十大纲领没有写。来到荷兰以后，我才加上国家转型的十大纲领。后来，我又增加了两个部分：十个理论创新；十篇中心论文。这样，《新-新型全球化》由四个部分：十个理论创新；转型十大纲领；重建十大纲领；十篇中心论文。
相对于所谓的新世界秩序，新-新型城市、新-新全球化就是新-新世界，其中心就是解决人口问题。巨石阵关于新世界秩序的 10 条纲领，除了第一个条，几乎都是堂堂正正的。那么，为什么建造者提出这么一个世界人口减少的恐怖目标呢？ 当然，这个巨石阵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组织栽赃陷害共济会、光明会的。所谓的人口问题几乎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所谓人口问题，主要是住房和吃饭的问题，或者说，资源和环境的问题。现代人类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怎么连平民百姓的住房和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呢？当然，地球上人口太多也是不行的，对于人口增长实行适当的控制还是必要的。2021 年底，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 76 亿。在正常情况下，全球人口肯定还会继续增长。所以，提倡优生优育是应该的。但是，如果共济会、光明会、“新世纪秩序”、“大重置”以及“深层政府”、“影子政府”的纲领真的是如此大幅度地消灭人口，那么，那真是是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要不然就是他们实在是找不到解决人口问题的好办法。那么，这个新-新世界的经典设计就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方案。
例如，在这里，建立街道几乎不需要建公路，而是利用现有的公路建立街道，另一方面，利用街道的房地产开发来加宽、加固公路和绿化、美化公路。在这里，不需要昂贵的、危险的地铁和空铁，因为居民区相当稀疏，又因为人们不需要经常上街购物，所以交通非常宽松。在这里，已经建立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公路，几乎每一个院落都通了水泥公路。在这里，年轻的大学生和退休的老年人都可以通过新-新型城市化，依托现有点交通线建立流动园区。以优惠的条件，在自愿的前提下，安排知识青年和退休人员进行新-新型的上山下乡，也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有效途径。
例如，这个城市采取双层立体化的农业和农村设计，建设住房几乎不消耗土地，几乎不需要钢材，而且可以提高土地质量，特别是其中的微型农场的设计，可以使土地的经济效益提供几倍甚至十几倍，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和吃饭的问题以及资源和环境的问题。而且，在这里，到处都是公园，到处都是农场，几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荒废。在这里，在一般情况下，每一套住房都有两个微型农场。在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大约 10×70 平方米的地面微型农场，采取双重立体化模式发展种植业以及养殖业。而在楼顶，有一个大约 10×20 平方米的空中微型农场。在楼顶，利用免钢筋的混凝土的拱形的预制件，形成 r 形大槽，只要铺上土壤就可以作为农场。在 r 形大槽上加建围墙，就形成了一个蓄水池。蓄水池仍然可以种荷莲、养泥鳅、等等。以围墙为基础，相对安放两个太阳能板面。太阳能板面不仅可以发电，而且可以收集雨水，并且防止雨水蒸发。实际上，其他槽的底部也具有蓄水池的功能，因为槽底的雨水不会渗出去，只有其中的雨水达到离土面 30 公分左右的时候才会溜出去。这样的农场基本上是旱涝保收的。特别是，这样的楼顶是搞温室大棚的理想场地，因为，基座的成本低，阳光的程度高，等等。另外，每一套住房都有两个花果园，即，前露台和后露台，也相当于两个微型农场。依据这样的设计，这个地球可以养活 100 亿甚至 200 亿人口，根本就不用将全球人口降低到 5 亿的目标。
二
在《新 – 新型全球化》这本书，凡是说全中国的事情，也是说全世界的事情，就是说，《新 -新型城市化》就是全球化的新-新模式，在全世界也适用，例如，印度，伊朗，俄罗斯，乌克兰。
在全球化过程中，很多贫穷国家、落后国家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处境。除去自然、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因数，这些国家可以通过“三合三加”和“双重立体化”模式克服其不利处境。例如。这里的立体化，是双重的立体化，也就是，土地立体化+生物立体化。
首先，种植业、养殖业都实行双重的立体化。例如，这里的耕地都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也就是垄比较高、大、陡，是微型的山地，所以其表面积大幅度提高，而且其生物密度也大幅度提高。生物也是立体化的，种植有高低搭配，养殖也高低搭配，而且两个高低搭配也是有机结合的。
其次，住房建设、街道建设也实行双重的立体化。例如单拱一套房模式。拱的跨度大约是 12 米，楼层高度大约 7 米，整个住房采取错层机构，划分为上下两层，楼梯采取吊桥形式。客厅没有壁窗，但在上空设立一个封闭又透气的天窗，使客厅充满光辉。下层四个小卧室的楼顶与上层主卧室的走廊也可以形成微型农场，可以在上面采取盆栽的方式种植喜阴的花果或作物，相当于温室农场。在房子的前面和后面，还有 2 个 4×12 平方米的露台作为微型的花果园。住房的后面有 1 个 12×60平方米的微型农场，住房的上面有 12×24 平方米的微型农场。贫穷国家、落后国家基本上都是人口多、土地少、收入地地国家。但是，听过新-新型城市化和新-新型全球化以后，甚至土地面积还可以增加，土地质量还可以提高。例如，改梯土为坡土，或者，实行土地立体化，土地面积就增加了，土地质量提高了。又如，由于在房子的后面和上面建立了微型农场，进行了土地的一体化，土地面积就增加了，土地质量提高了。又如，在房子的前后有两个大露台，相当于微型花果园，因为楼层是多层次的，土地面积就增加了，土地质量提高了。另外，在一层楼的模式中，因为在大客厅的上空建立天窗，大客厅相当于一个温室花果园，也增加了土地面积，提高了土地质量。
而且，新-新型城市化和新-新型全球化的农场基本上都是属于有机农业，因为几乎所有的有机垃圾都是作为有机肥料实施在农场里面，变废为宝，不仅不需要成本，而且产生反成本，成本低、效益好。并且，由于采取间作、套作技术，不仅提高产量，而且不需要农药，也产生反成本。而农业劳动的昂贵成本和苦累活动将被健身的、观光的、艺术化的、创造性的生活消费活动取代，不仅不需要成本，而且产生负成本，成本低、效益好。这样一亩地的价值相当于十亩地甚至更多。更何况，在此之前，这里的农业是亏本的，是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
三
《新-新中国十大纲领》不仅是对全中国的创新，也是对于全世界的创新，关键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创新，建立以多党制和多长制为基础的大民主政治体制和大联合政府体制。
所谓大民主的政治体制，在三权分立基础上再二权分立，形成平起平坐的六院：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政务院；法务院、审判院），进一步分立与制衡、分工与合作，而其关键是行政机关的二权分立。这就解决了首长的一长独大和行政的一权独大的严重问题。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专制、极端权力甚至绝对权力就是通过首长的一长独大和行政的一权独大逐步实现的。
所谓大联合的政府体制，就是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实行比例代表制度；并且，根据总体哲学“0,1,2,3，Q”的总模式，建立政治协商委员会（相当于政府的 0 机构）和政治协调委员会（相当于国家的 Q 机构），二者分别划分和管理不同的部门；同时，根据总体哲学的“00，0,1,2,3，Q，QQ”的总模式，建立书记委员会（相当于 00 机构）和顾问委员会（相当于 QQ 机构），二者分别划分和管理不同的部门。另外，根据总体哲学的“000,00，0,1,2,3，Q，QQ，QQQ”的总模式，建立国家的最高启动工作机构，即，在选举十个建政的发起人和召集人，形成导向委员会（相当于 000 机构，主要是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并在中长期计划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建立国家的最高刹车工作机构，即，选举十个德高望重和才高功大的政治家形成审察委员会（相当于 QQQ 机构，主要是负责国家的选举工作，并且在紧急状态下发挥主导作用）；二者分别划分和管理不同的部门。
六委与六院也是平起平坐的。六委加六院共 12 个机构，分别设立在不同的城市，形成平起平坐的 12 个首都。加上联省委员会、联邦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三个机构，形成平起平坐的 15 个机构和 15 个首都。再从 15 个委员会中分别选举一个召集人，形成常务委员会，主要是研究全局性的、紧迫性的国内外大问题。常务委员会以抽签方式分别轮流正常工作并轮流担任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作为国家元首这是荣誉性质的，并不具有最大权力。
这样的大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大联合的政府体制可以消除古今中外的所有政体弊病、特别是新中国政体的所有弊病，特别是彻底消除了专制主义，可以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安全和稳定、发展。中国官方及其粉红经常鼓吹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也就是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就是将专制的政治体制与强势的政府体制混为一谈。在民主的政治体制情况下，既可以建立强势的政府体制，也可以建立弱势的政府体制，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依据具体情况而调整、转变。中国的专制政治不仅没有利用好强势政府的好处，反而利用了强势政府的坏处，从而导致了很多灾难，并陷入恶性循环。
在农村建立新的城市，仍然需要强势政府体制和土地国有体制，因为大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大联合的政府体制对强势政府体制和土地国有体制具有扬长避短的功能。所以，为了与《新-新型城市化》对应，我将《新-新中国十大纲领》改名为《新-新型全球化》。当然，新-新全球化要求对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进行全面的创新。例如，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体制就必须进行创新。
语言和宗教的创新也是必要的。例如，建立新-新语言，新-新宗教。 “新-新语言”，也就是总体语，并且在金界市推行总体语。新-新语言基于总体哲学，以英语和汉语为主，以希望语和逻辑语为辅。新-新语言进行语言创新，并且尽可能综合所有语言的优点和特点，尽可能克服所有语言的缺点和偏见。新-新语言简单易学，并且最终成为真正的世界语。其中，总体语言采取英语形式，但尽可能采取汉语的象形文字的设计，即，文字的前缀采取象形符号。
例如，ki-是手的象形，相当于汉语的提手旁，kj-是脚的象形，相当于汉语的足部首。所有与手和脚有关的名词、动词以及其他词语都采取 ki-、kj-这样的前缀。这样，不仅很容易记忆，而且很容易对话。其中，总体语言也采取汉语的象声文字的设计。例如，自然谱 do、re、mi、va、so、la、si 就是 1、2、3、4、5、6、7,。至于 8，就是汉语的 ba，形成 do、re、mi、va//so、la、si、ba 两组对应的数字。9，就是 ji，类似于汉语的九（jiu）；10，就是 sa，类似于汉语的十（shi），形成si、ba//ji、sa 四个数字。总体语言尽可能采取汉语的简单化设计，越是日常用语就越是简单。例如，将 100 个最简单的字母组合作为前缀并作为 100 个话题的象征，然后，用最简单的字母组合表达话题中最常用的 10 个左右的词语，并且尽可能象形和象声。例如，水果的象征是 ko，那么，可以采取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用数词表达：樱桃 do-ko、葡萄 re-ko、草莓 mi-ko、李子 va-ko、荔枝 so-ko、桃子 la-ko、桔子 si-ko、梨子 ba-ko、苹果 ji-ko、芒果 sa-ko、等等。类似的水果可以采取变形的方法表示，例如，梅子和杏子是李子的变形，柚子和橘子是桔子的变形，等等。这样，单词很容易记忆，即使记不住那一个名词，也不会差距太远、错误太大。
所谓新-新教，就是继承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进行宗教的再改革而形成的更新宗教。新-新教也就是普世教，或者是普适教，因为，其充满了普世价值，而且普遍适用。普世教，或者说，普适教，对于不同宗教的看法就是：自有永有、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神创造了世界、人类、万物，这个神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表现，而不同的教义只是信徒对于神灵的不同理解，但这并不排除其教义有误会神的可能，当然也不排除各个教派有改进或调整的必要。在金界市，每一个社区都配套设计了新-新教的礼拜室，而这个教会、教堂并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不管世界上有没有上帝，有单一的神还是有很多的神，信仰宗教都是有很多好处的。当然，这里不包括邪教。新-新教的标志是“双彩虹七连环”标志。普适即全色，因此，以彩虹为基础，并在彩虹拱中立七环，就是在五环的基础上加两环，分别配七色；在七环的上空有若隐若现的金色天堂的图案，并且光辉耀目。七环、七色可以象征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七天，也可以象征真主创造七层天，还可以象征释迦牟尼面壁七天的传说，等等。祷告、唱圣歌、跳圣舞、吟圣诗、吃圣餐、生老关怀、乐于行善、乐于积德、共同保健、共同坐禅、等，是新-新教会的基本活动。新-新教运动将特别采取电子化、信息化的技术和手段，特别是采取虚拟技术，创造美轮美奂的、虚无缥缈的天堂景观和教会背景，特别是关于上帝、信仰的影视。
四
年底，因为我在荷兰参与了自由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停发了我的退休工资，并且其他的配套措施也继续对我实施。基于当时的很多实际情况，我宣布退出民主运动和民主组织，一心一意搞学术研究。这两年，我修改、出版了两部著作，写作、出版了四部著名作：《高等哲学》，《新-新型全球化》，《新-新型城市化》，《新-新语言》，《新-新外语》，《新-新宗教》。
这两年，我在写作之时，也对自己以及整个民主组织的自由民主运动进行了反思。现在，重读我过去的文章，我都觉得有点刺耳，虽然我的那些思想、理论仍然是正确的。
年以前，虽然我的那些思想、理论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中的理念和对策仍然需要作一定的调整，例如，革命主义理念，平民主义理念，政治正确理念。这三个理念需要作一定的调整，因此其对策也需要作一定的调整。
年以后，我就完成的对于革命主义理念、平民主义理念、政治正确理念的三个反思，并且有关的对策也进行了调整。例如，虽然我在 2021 年就提出民主党与中共进行大和解，虽然大和解不是革命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急于求成的对策，但“大和解”对策仍然内含着某些急于求成的、革命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意思。有人说，改革已死，革命当立。这里，可不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呢：改革已死，改良当立。当年的 89.64 运动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由民主人士缺乏改良主义的思路和对策。
对于革命主义的反思，我提倡了自由民主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让我们的自由民主活动//运动对于国家、人民有一点点的好处就行了，哪怕对中共权贵的好处更多、更大，从而实现共赢、多赢。就像当年共产国际中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派那样，如果中共有改良意向的话。这样，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经过长期的演化，中国的自由民主就水到渠成了。现在，中共在国内一年的维稳经费就是 4000 亿人民币，在海外的的维稳经费至少是 1000 亿人民币吧。如果双方都实行改良主义，那么，不仅 5000 亿维稳经费可以节约，而且有更多、更大的好处，从而实现共赢、多赢。
五
基于这三个反思，在大和解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提出创意：在海外成立“华人合作共赢党”，基本上都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及其亲属、亲戚参加，在国内也可以适当发展一些党员，在海内外都定位为参政党。例如在中国参政，成为中国的第九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形成非常（9+1）的政党格局。
“华人合作共赢党”的基本纲领是两个非常（3+1）：一是，合作（3+1）。合作 1 就是：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合作。例如，海外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作为参政党，成为中国的第九个民主党派，在中国参政议政。
合作 3 就是：一是，在大生活层次，实行“生活合作+大众化的酒店式消费体系”。例如，在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中，住房原则上不设立厨房、餐厅，还可以节省过道、杂屋；居民的活动和生活需要基本上都可以在社区的社会化的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解决。这样，不仅购房的一次性费用大大减少，日常消费的费用、成本和污染也大大减少，而且生活质量更好、消费效益更高。二是，在大生产层次，实行“生产合作+信息化的网络式流通体系”。例如，这里有生产合作社，并且有供销合作社以及消费合作社配套。供销合作社首先建立供应中心和配送中心，直接与工厂、农场挂钩。消费合作社首先建立采购中心和配送中心，直接与社区的服务中心和活动中心挂钩。三是，在大生态层次，实行“生态合作+立体化的阶梯式环境体系”。例如，在这里，不仅采取双重的立体化模式搞绿化和美化。而且，在这里，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垃圾带回社区进行详细的分类、处理、利用，在街道和公园没有难看、难闻、成本高、费用大的垃圾桶，基本上也没有环卫工人，整个城市干净、整洁，生态和环境非常好。
二是，共赢（3+1）。
共赢 1 就是：海外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共赢。
共赢 3 就是：平民与权贵的共赢；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共赢；贫穷落后国家与发达富裕国家的共赢。
“华人合作共赢党” 的英文为”Chines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Party” ，其英文缩写本来是 CCWWP 或者 CCWP，但这些英文缩写在网络上已经存在了；同时，为了对称性的美，将其中的 and 变形为 And，形成英文缩写 CCAWWP。这个党派既是中国的参政党即第九个民主党派，形成非常（9+1）的政党格局；也是所在国的参政党，附属于执政党或者第一大党派或第二大党派，但纲领不变。如果中国和所在国都承认双重国籍，那就可以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否则就可以采取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分别在两个国家参政，附属于执政党或者第一大党派或第二大党派，但纲领不变。当然，在国外的参政党不能作为特务组织，只能作有利于两个国家的事情，不能作损人利己的事情，更不能作不利于两个国家的事情。
为了区别这两个党派，将属于中国的参政党改名叫做“中国合作共赢党”，但其英文仍为”Chines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Party” ，其英文缩写仍为 CCAWWP；将属于外国的参政党仍然叫做“华人合作共赢党”，但其英文改为“the Party of Chinese Cooperation andWin-Win”，其英文缩写改为 PCCAWW。这样，两个英文缩写只是一个区别，那就是 P 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六
对策和政策的调整不仅可以减少矛盾和抵抗，而且会有很多、很大的其它好处。譬如说，在公开透明、合理合法、自觉自愿、优惠有利的前提下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政策，就可以成立，就可以立法，就可以实施。虽然这样对于精英、权贵有利，但对于很多平民、特别对贫民也是一种有利的选择。当然，人身买卖的唯一中介是政府特别的部门。这样看起来政治不怎么正确，但在经济上却比较正确。实际上是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的一种等价交换。
譬如说，精英和权贵不仅在权、利、名誉、美色方面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是天然合理的，而且，他们有一些特别多需求和喜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在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大潮流背景下，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干，甚至非法地干，特别是邪恶地干。那么，这里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譬如说，建立若干个权贵特区。权贵特区可以建立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也可以建立在某些大城市的“鬼城”里，实行高地价、高房价、高物价政策。凡是能够在这里买房子的人就是所谓的权贵，在权贵特区，可以有特别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在公开透明、合理合法、自觉自愿、优惠有利的前提下进行人身买卖，特别是对身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可以进行人身买卖。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可以放弃某些人身权利，但可以获得另外的相当好处。当然，人身买卖的唯一中介是政府特别的部门。虽然这样不那么符合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但对于很多贫民、特别是患有严重疾病的平民也是一种有利的选择。
七
很多人说，习近平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我以为，下这个结论可能为时过早。虽然习近平被国内外批评的非常多，但现在有人将他与毛泽东看齐，认为他是千古一帝。我曾经认为他可能只是一个背锅侠，认为他不可能成为“习皇帝”。当然，我也认为他的城府很深，并认为他可能成为中国的最大功臣：他可能是最伟大的“加速师”，他可能成为最伟大的“终结者”。现在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他现在的权力其实是在毛泽东之上，因为毛泽东也没有他这么多的最高职务，因为毛泽东在党中央还有很多的挑战者。
中国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是“千古一帝”。其实，毛泽东根本就算不上千古一帝。我们以功业为主、影响为次、道义为辅的原则来评选千古一帝，那么，俄罗斯的斯大林、彼得大帝可以说是千古一帝，英国的乔治三世//维多利亚一世可以说是千古一帝，古罗马的君士坦丁、阿拉伯的穆罕默德、蒙古的成吉思汗、美国的华盛顿可以说是“千古一帝”。在中国，黄帝、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可以说是“千古一帝”。而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那是小菜一碟。
要说千古一帝，习近平现在可以算得上半个，但关键是他的另一半。如果他不仅成为伟大的“终结者”，而且成为伟大的“开创者”，那他就真的是千古一帝，而且是千帝之帝。对于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可以采取“后果决定前因”的模式进行考量，就像对蒋经国先生的历史地位进行的考量。蒋经国先生如果不是“以专制结束专制”，那他也是历史垃圾。
八
的确，习近平没有读多少书，但是，这个不是有效的反对理由。在这里，我想到了“哲学王”问题，也就是以哲学家为王的问题。柏拉图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正义国家，这是《理想国》的核心内容，而“哲学王”则是实现理想国的关键。柏拉图认为，哲学王的统治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其合法性不在于人们是否同意，而在于哲学家基于智慧统治的自然正当性。柏拉图的依据是：真知即是回忆,但这种回忆的本领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因此，哲学家应该被置于国家等级结构的顶端，应该被赋予掌管城邦的政治权力。在中国古代，道家、特别是儒家，也有类似的理想，那就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就是哲人首先要具备卓越的内在素养、然后以天下为己任。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都没有实现。
其实，根据我的非常（9+1）总体哲学（元哲学即哲学 000、偶像哲学即哲学 00、原始混沌哲学即哲学 0、原子论即哲学 1、矛盾论即哲学 2、系统论即哲学 3、发达混沌哲学即哲学 Q、图像哲学即哲学 QQ、庸哲学即哲学 QQQ，以及，总体论即哲学 4），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没有实现，但他的“哲学王”却一直在实现，由于思想家类型和实干家类型的哲学家一直在实现着。因为，一般的的哲学家概念只是作为理论家的哲学家，但实际上，从社会分工角度看，理论家类型的哲学家一般来说是不可能成为“国王”的，只有思想家类型和实干家类型的哲学家才可以成为“国王”的。
哲学家首先是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哲学家，其思想是很高深的。元哲学、哲学 000 集中表现了思想高深的特点，例如批判性思维。那么，作为思想家的哲学王，主要是有元哲学的成就。他们对于人心和人性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看法，对局势和趋势具有非凡的直觉力和洞察力。实干家类型的哲学王，就是能够高超地将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那么，作为实干家的哲学王，主要在庸哲学方面卓有成就。他们往往是在最佳的时空点采取实用主义，获得最大化的效果和最优化的效益，因为庸哲学、哲学 QQQ 的追求就是高效。那么，习近平就可能成为思想家类型的哲学王和实干家类型的哲学王。
习近平，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落泊子弟，但他的城府很深，具有思想家类型的哲学王潜力。习近平，一个没有雄厚实力基础的红二代，把几乎所有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都打叭或收服，具有实干家类型的哲学王潜力。通过奋斗上位的王都是思想家类型的哲学王或实干家类型的哲学王。
九
在此之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了很多骚操作，但如果他华丽转身，那么，那些操作就不是骚操作而是神操作。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讨论。
一是，通过有机接轨，那些骚操作经过转换就是神操作。例如，重新搞供销合作社，可以与新-新城市化的“三合三加”接轨。所谓“三合三加”就是：生活合作+大众化的酒店式消费体系，生产合作+信息化的网络式流通体系；生态合作+立体化的阶梯式环境体系。例如，重新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与新-新城市化的知识青年流动园区接轨。知识青年在流动园区分流以后，大多数知识青年不仅可以低成本地购买一套宽大住房和一个微型农场，而且可以直接参与新-新型城市化的建设，包括住房建设、社区建设，包括政治事业、社会事业、文化事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种植业、服务业，等等。这样，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同时也就基本上解决了，并且购买住房和土地的费用就更低了。这样，在这里，可以形成低成本、低工资和高学历、高素质的两极优势，具有非常好的潜力、活力和爆发力、竞争力，也非常有利于发展创新和招商引资。
二是，通过软着陆途径，由伟大的“终结者”变成伟大的“开创者”。他可以像蒋经国先生那样“以专制结束专制”。具体说来，就是左右逢源：一方面，他作为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保持绝对的权力，作为国家元首，实行终身制；另一方面，他开始改良，首先建立以多党制和多长制为基础的大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大联合的政府体制。具体说来，就是充分的三权分立、六权分立、等等。譬如说，三权分立以后再一分为二，形成六院：国务院、政务院；参议院、众议院；法务院、审判院。其实，一个皇帝就是需要对下面的大臣们进行充分分权的。
习近平先生不是在到处指导中国、指导世界吗？如此华丽转身，他还真的可以到处指导中国、指导世界了！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华丽转身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例如，既实行多党制又实行多长制，既实行三权分立又实行六权分立，对于西方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和创新。如此华丽转身，他将使自己和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具有全球性的、永久性的影响力，那么，他就不仅是千古一帝，而且是千帝之帝。
关键是他的后一半！如果他华丽转身，既成为伟大的“终结者”，又成为伟大的“开创者”，那就是皆大欢喜、普天同庆的大变局了。
十
因此，这本书有三个前言。前言 1 是我 2023 年以后的反思；前言 2 是我 2022 年的声明；前言 3 是 2021 年以前的心声。
这本书主要是 2021 年以前写的。其中有一些需要反思和修改的说法和做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我就没有修改、调整了。前言 1 就相当于是对那些说法和做法的修改、调整。
这本书虽然已经写了十年了，但还是比较粗粗糙。因为时间非常紧，我就没有对其中进行仔细点修改。抱歉！
甘向阳 （Lucas Gan）
10.12.2023
前言 1
2022 年以前，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其中的理念仍然需要作一定的调整，例如，革命主义理念、平民主义理念、政治正确理念这三个理念需要作一定的调整。这就是在 2023 年完成的三个反思，因此其对策也需要作一定的调整。现在，我们应该在革命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之间、平民主义与权贵主义之间的动态平衡和有机结合。
一、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反思
依据二分法，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是对应的。改良主义主张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和激进行动，宣扬调和与合作，主张在保存现有制度相稳定的条件下实行逐步改良。改良主义让既得利益者安心，他们自己也达取得一定的成果。革命主义则认为，改良主义者背叛革命，阻碍革命目标的实现。
当年，列宁主义作为革命主义与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作斗争，反对的就是第二国际中的改良主义。从短期看，列宁主义成功了，但其成功有很多特别的、偶然的因数。从长期看，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不仅成功了，而且，左右两边的政党中都向祂靠近。毛泽东时期，中国在国内外反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刘少奇、邓小平因此而被打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实就是搞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邓小平复出以后，进一步推行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
其实，依据三分法，这里也可以划分三个层次：改良主义，改革主义，改造主义即革命主义。当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实就是改造主义即革命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改革主义。改革主义的力度和速度都高于改良主义。所以，邓小平的改革主义很快就引起了反弹甚至反动。其实，当年的 89.64 运动的失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由民主人士缺乏改良主义的思路和对策。
本人在 2020 年还是坚持改造主义，在 2021 年有改良主义的意向，在 2022 年进行对革命主义进行了彻底反思，在 2023 年终于确定改良主义路线，并且我确定的改良主义还是三分法中的改良主义。
我认为，海内外自由民主人士的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三十年以来，海内外自由民主人士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汗水、鲜血、生命，也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而且也没有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甚至，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还倒退了。我们的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如果进行评估的话，效果就是四不赢：自己没有赢，中共没有赢，人民没有赢，世界没有赢。
2014 年，我在上海与著名的自由民主人士尹旭安先生讨论中国自由民主的未来。我问他，中国还要多久才能实现自由民主？他想都没想，竟脱口而出：三十年！我当时觉得太慢了太慢了！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竟然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估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三十年，中国可能还是难以实现自由民主。也就在同一年，我与著名的自由民主人士朱承志先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到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那一天，如果在场的这些人还有人健在，那他就是佼佼者了。当时，我也是觉得太慢了太慢了！可事到如今，当时在场的人，老一辈基本上都去世了，年轻人也有不少人去世了，幸存的人也基本上是苦苦挣扎、岌岌可危。
我们能不能调整一下思路和对策，那就是搞修正主义，走改良主义路线，让我们的自由民主活动//运动对于国家、人民有一点点的好处就行了，哪怕对中共权贵的好处更多、更大，从而实现共赢、多赢。具体说来，就是将中国的民主党以及自由民主组织与中共合作，成为参政党，就像当年共产国际中的改良主义派那样，如果中共有改良意向的话。这样积小成大、积少成多，经过长期的演化，中国的自由民主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结合历史、现实、未来，中国的民主党派还是选择改良主义为好，并且还是选择三分法中的改良主义。
二、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的反思
政治正确当然是正确的。甚至敌对双方都有政治正确，例如，左派的政治正确，右派的政治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法西斯的政治极端不正确，而使政治正确非常流行，包括现在美国的所谓“黑命贵”。
但是，在僵化以后，政治正确其实是一种政治教条的专制主义，以一种僵化的政治教条来否定、打压其他的实事求是的、合情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对策。中国的共产党一直以来就流行政治正确，简单的说就是极左。
应该说，政治正确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大方向。但是，经济正确才是根本的、长远的。自古至今，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力量就是经济正确。只是在经济正确长期地、严重地背离政治正确以后，才可能出现暂时的、轻微的政治正确。
因此，应该在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之间进行双向调节，首先是不能走极端、更不能搞绝对。我们的自由民主人士是不是也在坚持政治正确？在中国国内外的民主党中，如果有人提出与中共合作，很快就会受到攻击，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僵化的政治正确。
在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之间进行双向调节，那么政策就可以大调整。譬如说，在公开透明、合理合法、自觉自愿、优惠有利的前提下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政策，就可以成立，就可以立法，就可以实施。虽然这样对于精英、权贵有利，但对于很多平民、特别对贫民也是一种有利的选择。当然，人身买卖的唯一中介是政府的特别部门。这样看起来政治不怎么正确，但在经济上却比较正确。
三、平民主义与权贵主义的反思
平民主义、民粹主义意指平民身份或认同平民双方的人们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主张平民掌控政治，特别主张直接民主，反对由精英或贵族主导政治。例如农业平民主义、政治平民主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不公正的转型，往往会导致平民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大众化运动。尤其在权贵主导的追赶战略中，极少数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民众却承担了改革的代价。
一般情况下，政治上的反动派，特别是年轻的反动派，基本上就是平民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我们这些自由民主人士基本上都是平民主义、民粹主义。
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当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这些年轻的自由民主人士变老了怎么办？这些反对派变成了当权派怎么办？二是，自古至今，平民主义、民粹主义有多少成功和实现的先例？而且，这些成功和先例付出了多少代价、多大代价？三是，这些反对派变成了当权派结局往往是成为权贵主义，甚至是更为严重、更为邪恶的权贵主义。苏共和中共的情况就是如此。既然如此，何必当初。
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真正错误是，认为精英主义、权贵主义是错误的。精英主义基本上就是权贵主义，或者说，大多数权贵是精英，至少在他们成为权贵之前大多数是精英，就像我们现在的自由民主人士一样。作为精英和权贵，他们在权、利、名誉、美色方面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是天然合理的。
那么，精英主义和权贵主义的错误在哪里呢？他们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往往不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二是，精英、权贵总是将自己与平民、民粹封闭起来、隔离起来；三是，他们得到的大量好处往往不是恰到好处。
所以，应该在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权贵主义之间进行双向调节，首先是不能走极端、更不能搞绝对。例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在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权贵主义之间进行双向调节，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出人头地，从而保证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几千年依然存在。例如，一个少数民族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清皇潮能够存在几百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国家各部门实行了满汉分权的多长制，在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之间进行了双向调节。我们自由民主人士在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权贵主义问题上也应该进行自我调节，不能一味地坚持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否则，我们就可能永远是平民、民粹。当然，在制度设计方面，我们要保证，在自己成为当权派以后，不会由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变成极端的精英主义、权贵主义，更不能成为绝对的精英主义、权贵主义。
平民主义、民粹主义是历史的大方向，或者说，未来世界会更加具有平民主义、民粹主义的色彩。但是，精英和权贵永远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我们的自由民主人士在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权贵主义问题上进行了自我调节，那么，我们的对策和政策可能就有很多、很大的调整，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文明进步就可能更容易、更有效地实现。
精英和权贵不仅在权、利、名誉、美色方面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是天然合理的，而且，他们有一些特别多需求和喜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是同性恋一样。只是，在平民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大潮流背景下，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干，甚至非法地干，特别是邪恶地干。那么，这里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譬如说，建立若干个权贵特区。权贵特区可以建立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也可以建立在某些大城市的“鬼城”里，实行高地价、高房价、高物价政策。凡是能够在这里买房子的人就是所谓的权贵，在权贵特区，可以有特别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在公开透明、合理合法、自觉自愿、优惠有利的前提下进行人身买卖，特别是对身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可以进行人身买卖。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可以放弃某些人身权利，但可以获得另外的相当好处。当然，人身买卖的唯一中介是政府的特别部门。虽然这样不那么符合平民主义、民粹主义，但对于很多贫民、特别是患有严重疾病的平民也是一种有利的选择。
如果我们的自由民主人士有这样的对策和政策，那么，我们与精英、权贵的矛盾、对抗是不是就减少了、弱化了？ 是不是更接地气、更好接轨了？
甘向阳 （Lucas Gan）
10.12.2023
前言 2
本人甘向阳，一直自学自研哲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1982 年，本人在大学期间，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中观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1983 年，本人就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关于新科技新产业革命的几个对策》的文章。
从 2000 年开始，我公开出版了《中论》、《总体论》、《大生活论》理念系列三部著作。其中，《总体论》专著被评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又获得出版资助。
2012 年，本人写作了《新新中国十大纲领》的文章，并扩张为著作，为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全面改革和科学发展提出了一揽子纲领。2014 年，《新新中国十大纲领》著作完成 ，24 万字，并在全中国很多哲学领域的地方演说，得到了好评。2016 年，我完成了《高等哲学教程》著作，53万字，也得到了好评。
但是，中共当局对我实行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打压和迫害，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并实行秘密监控。逼不得已，我才背井离乡，来到荷兰这个美好的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来到荷兰以后，我一如既往地推介《新新中国十大纲领》，为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全面改革和科学发展鼓与呼，因此而受到中国当局的继续打压和迫害。最近中国当局停发我的退休工资，就是对我打压和迫害的又一个证据。
关于中国当局停发我的退休工资一事，我本想冷处理，也不想惊动大家。因为种种原因，我才请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施以援手。心意到了，也就行了。再抗议与否，再声援与否，实际意义已经不大。考虑到天气寒冷、病毒危险、等要素，这次抗议和申援行动也就作罢。谢谢您们！我在荷兰，经与中国民主党有关领导人物协商，以大中华民主总会的名义，个人运作《甘向阳 · 主持天下》公媒体 youtub 视频，总计作了 35 期，主要是探讨“中国的民主转型和转后重建”的理论和政策以及战略和体制。
结合国内外的总体情况，我认为，实施中国民主转型的其他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争取的转型模式是实行比南非大和解还要宽容的大和解模式。我在《甘向阳 · 主持天下》公媒体 youtub 视频中多次讨论这个问题。
在《甘向阳 · 主持天下 》第 27 集 《评回归新民派:和解是中国民运的首选路径》 节目中，我专门讨论了政治大和解决问题。我认为，李伟东先生的回归新民主主义方案是典型的改良主义方案，虽然此方案对中共权贵很少伤害，但仍然不具现实可行性，因为其慢着陆模式仍然会加重中国政治的恶性循环，很难实现软着陆。只有实行“小真相、大和解”方案，才能终止中共暴政及恶性循环，一切重新开始，实现双赢和大赢，切实作到软着陆。
我的设想是：以中共当局实行民主转型为前提条件，对中共的一切罪行不予追究，对中共权贵的非法所得不予追缴，中共在中国民主转型以后仍然可以竞选参政党和领导党，加入以多党制和多长制为基础的大联合政府。如果他们不放心，那么，厅局级以上官僚、甚至县团级以上官僚都可以带着他们的财产到海南岛集中居住、独立建国，享有与台湾一样的地位——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不是联邦关系、而是联盟关系，类似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俄白联盟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海南岛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国家之一。这样，中国人民解放了，他们也解放了，对全世界也是福莫大焉的好事情。和解不成，再言其他。
要实行大和解模式，必须成立一个有权威、有实力、有代表性、有信誉度的政治实体，以便于与中共当局就和解国是进行谈判，也只有如此，中共当局才可能与我们进行和解谈判。这就是我倡议“以多党制和多长制为基础、建立大中华民主总会”的初衷。在国内外，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我已经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尽力了！从此以后，我就专注于外语学习和哲学研究。
现在，关于我与中共当局的关系，我仍然以大和解模式作为首选。如果他们不愿意大和解，那也是他们与我一个人的战争。
从此天涯孤旅！
谢谢大家！
祝你们好运！
甘向阳
2022 年 1 月 6 日
前言 3
我生长在新中国最悲催的年代，在“大跃进”的大劳累中孕育，在“苦日子”的大饥荒中出生，“文革”开始进入小学，“文革”结束走出高中。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考入大学，我的人生才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但还是受了很多苦难。
我的苦难经历全拜共匪毛魔所赐。但我与很多毛左一样，从小就被他们洗脑了。我知道专制者的罪行，但总是以好人之心度坏人之腹，在读大学之初还写系列文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辩护，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业余从事理论研究，一开始是研究经济学、教育学，然后是研究未来学、总体学，最后是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先后公开出版《中论》、《总体论》、《大生活论》、《广义马克思主义》等专著。其中，《总体论》于 2000 年获得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资助，于 2001 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又获得出版资助。
我在苏州祭奠林昭被抓事件促使我彻底批判马列主义、坚决推翻专制垄断。2012 年，我到长沙市租房居住，参与长沙的民运。2013 年，我写作了《新新中国十大纲领》的文章，讨论如何建设新新中国、实现中国转型的问题，然后，在女友张瑛策划下将《新新中国十大纲领》由文章扩张为著作。2014 年，我与女友张瑛在苏州与全国的民运朋友一起祭奠被中共官方平反昭雪的民主英雄林昭，但被警察当局抓拘。释放以后，我在长沙的住房成为了全国民运的中心，有一天竟然有 18 个民运朋友在这里免费吃饭居住。民运朋友将我的《新新中国十大纲领》带到全国各地，其中一个叫高飞的朋友被警察抓住，《新新中国十大纲领》也被搜查。警察对高飞说：“高飞你这次死定了，纲领都有了”。当时，全国与长沙一样，民运界派系林立，并且不断地碎片化，我就着手在全国布局“联合民主阵线”。但发现布局泄密了，为了保护同仁、保存民主实力，我就收敛了布局。在发现国安部对我采取内紧外松甚至放长线钓大鱼的战略以后，我就暂停了布局，一心一意写作和修改《高等哲学教程》和《新新中国十大纲领》两部著作。 如今，《高等哲学教程》和《新新中国十大纲领》两部著作都已经写作修改完毕。
所谓新中国，号称红色中国，实乃黑色中国，比旧中国更旧更黑。新中国在形式上、名义上是“现代社会主义”、奉行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合作，博爱、正义），但实质上、实际上是“现代黑帮主义”、奉行流氓价值（专制、独裁，贪污、腐败，脸厚、心黑）。所谓中共，涂着红色，实乃黑帮，一是非法，二是无良，因为中共本来就是纳粹苏联培植的特务间谍组织，正如纳粹德国是在纳粹苏联帮扶起来的。在今年香港的“送中”与“反送中”斗争中，黑帮当局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
黑帮主义国家的主要黑恶势力是专制君主和垄断官僚（简称 ZL 集团），另有民间的霸道恶人和无赖小人。ZL 集团对公民群众进行社会隔离、政治压迫、经济剥夺、文化愚弄。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ZL 更方便搞君主专制主义和官僚垄断主义，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强行推动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行农奴制和工奴制。这样，他们就将社会主义这个好制度与君主专制和官僚垄断两个坏体制紧密结合起来了，将社会主义变成了更黑最黑的黑帮主义。当然，我们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党员与 ZL 集团区别开来，因为一般党员也是 ZL 集团进行社会隔离、政治压迫、经济剥夺、文化愚弄的对象。同时，国家转型以后，只要共产党也转型，将仍然允许存在，仍然可以竞选。
区别一般党员与 ZL 集团有利于推翻 ZL 集团。同样，保留社会主义名词，真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利于推翻 ZL 集团。其实，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只是被 ZL 集团糟蹋败坏了，只要正本清源，应该予以保留。例如，毛泽东时期的合作社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那么，保留社会主义也有利于推翻黑帮主义，例如，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对于教化毛左是非常有利的。其实，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根本一致的，社会主义只反对黑帮主义。社会主义也不反对资本主义，并且鼓励资本主义和贤本主义发展壮大。现在看来，当年马克思批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法郎吉”模式其实是合理的体系，它已经是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例如分享经济、合作经济。“基布兹”模式也是如此，当然，基布兹在开放性、灵活性、多样性、自由性、等方面也需要改进创新。
中国民运经历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和长期的隐忍坚持，但至今还没有大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非常好的建国大纲。刘晓波团队的《零八宪章》是一个比较好的纲领，但创新不大。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国家的新问题，因为西方国家是中国的未来。解决中国的老大难问题必须进行创新，解决西方国家的新问题更需要创新。现代西方国家不断实施和发展民主制度的联合政权。但是，其联合政权是不规范的，也是不彻底的。例如，虽然废除了一党专政，但还是实行一长专政；司法部应该属于司法体系，但却是行政部门；立法体系是多党制的，而行政体系往往是一党制；注意分立制衡但忽视合作协同；缺乏专门的监察机关；等等。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西方国家的很多问题就好办多了。在多党制条件下，台湾地区发生陈水扁的巨贪事件，说明一长制是有重大缺陷的。韩国历届总统都不得善终，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不断地改革体制完善机制，例如实行分享经济，成效显著，但经济问题仍然存在。今年，法国因为政府想提高一点油价就引发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说明其经济存在比较严重问题。十年前，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说明其经济存在比较严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必须从总体长远视角进行根本性解决。
经历了前后两个 30 年，首先是现代君主专制主义体制的毛泽东模式的宏观主义时代、然后是现代官僚垄断主义体制的邓小平模式的微观主义时代，所谓的新中国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甚至比旧中国还糟糕。新中国的前三十年，ZL 集团首先剥夺了工厂主和农场主、然后剥夺了工人和农民。新中国后三十年，ZL 集团首先剥夺了工人和农民、然后剥夺了工厂主和农场主。在江胡时期，新中国应该进入稳定增长、协调发展的中观主义时代，并实现从“现代黑帮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的软着陆，因为中观主义时代是从“现代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主要是因为“实质性”的 ZL 问题，一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增加和扩张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习近平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新新中国”，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以赶超西方的“现代社会主义”甚至“后社会主义” 社会。但同样是因为“实质性”的 ZL 问题，又找不到出路和方法，新中国出现了倒退甚至复辟，矛盾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而尖锐突出，甚至接近于新中国最糟糕的时期。中国的国有资产和公民财产已经被 ZL 集团剥夺得所剩无几，并留下了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但他们居然还有“四个自信”！
对于黑色中国的总体评估，国内外都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对西方国家的总体评估也是如此。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巨大，中国的体制非常优良，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已然衰落滞胀，西方国家的体制已是穷途暮路。这些人喜欢胡说八道，但某些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结论其实也不言自明，但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确不容易。现在，正反观点好像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又好像各有各的道理。其中一个原因是，正反观点的争论往往是鸡与鸭的对话，二者说的往往不是一码事。譬如说，中国的体制具有严重缺陷，但其政策具有明显优势，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体制具有强大优势，但其政策具有明显劣势。虽然体制与政策是有一定关联的，但在这里，双方将体制优势与政策优势搅混在一起了。类似的情况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常规产业发展很快，但基础技术和高端产业明显滞后，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那么，关于新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就必须充分地考虑这些因素。譬如说，中国的体制缺陷必须消除，但其政策优势应予保留，并尽可能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利用高速公路优势，建设高速公路生活带和产业带，同时，利用水泥生产优势，建设土地立体化的小农庄和小城镇。又譬如说，不采取高工资、高消费模式，重点是提高生活质量、消费效益；要与西方为友，不与美国争雄；等等。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告别了“现代黑帮主义”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后社会主义”、也就是“后工业社会”。只有告别“现代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可能超越自我、赶超西方。例如，超越大生产体制，实施大生活战略。
因此，要建立一个幸福美好的新新中国，从根本上解决新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老、大、难、新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建国大纲，必须有一个超越古今中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理论、体制和战略、政策，然后建立全面创新的新新中国。譬如说，现代社会是大生产社会，未来社会是大生活社会，那么，实施“大生活”战略，以大生活统摄大生产和大生态，实现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的有机统一和良性循环，就是总体的长远的思维。譬如说，在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实行多长制，实行公民陪审团体制的同时实行律师陪判团体制，等等。又譬如说，经济方面的“3 合 3 加”体制：生活合作+大众化的酒店式消费体系，生产合作+信息化的网络式流通体系；生态合作+立体化的阶梯式环境体系）；政权方面的“三权六院”体制：三权（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一分为二形成六院（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政务院；法务院、审判院），并且实行政权机关的区域分立。譬如说：众议院设在南京、参议院设在上海；国务院设在武汉、政务院设在长沙；法务院设在深圳、审判院设在香港；政治协商委员会设在台北，政权协调委员会设在北京。
有些创新设想，看似信口无理、荒唐不经，其实妙趣横生、寓意深远。在军事方面建设和平国家的举措，譬如说，实行夫妻双双同时服役退役制度，甚至可以带小孩服役，并且服役期限可长可短，还可以在不同的地区轮流服役。又譬如说，实行军队与军校合一的体制，所有的军营都采取学校形式，既学习军事又学习专业，退伍就颁发相当文凭并优先安排工作。在社会方面建设公民国家，譬如说，设立特别省（台湾，海南）、特别市（香港，澳门），与大陆形成中华联邦，类似于美利坚联邦或俄罗斯联邦。还可以在一些比较大的岛屿上建立特别镇，例如，泛黑人特别镇，泛白人特别镇，等等，也形成中华联邦。又譬如说，将内蒙古划归外蒙古，将中国与合并的新蒙古国结成中华联盟，类似于欧洲联盟，其他比较大的被国境线隔离的少数民族地区，例如，黑龙江南边与北边，藏南地区与藏北地区，新疆问题，南海问题，等等，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形成中华联盟。
一般说来，单一观点总是具有合理性和局限性的。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互相讨论甚至争论也是必要的、有益的。因此，不是互相攻击，而是总体结合，不是互相拆台，而是总体协同，民主事业就能够又快又好地发展和成功。那么，我们建议在海外成立“联合民主阵线”、也就是“反 ZL 联合阵线”，并以海外“联合民主阵线”为基础成立海外“联合民主临时政府”，并由海外“联合民主阵线”或“联合民主临时政府”建立和处理与中国大陆 ZL 集团的关系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同时，我们设想，由海外“联合民主阵线”或“联合民主临时政府”向欧洲联盟或者台湾政府提出请求，请求他们资助一个小型岛屿和少量资金，进行一个新新中国的迷你实验。我们可以通过自由民主程序来决定首先实验哪一个建国大纲。假以时日，我们的实验总会有一个大获成功，并对中国甚至全世界产生强大的说服力、吸引力。
我们相信，抓住国内重大事件的有利时机，借助国外民主国家的大力支持，国内“反 ZL 联合阵线” 与海外“反 ZL 联合阵线”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在 5 年以内结束 ZL 集团的专制和暴政，建立建设美好的新新中国。因此，我们提出《新新中国十大纲领》与各位同仁交流探讨。
甘向阳
2021 年 6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