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纲领

新-新中国秩序、新-新世界秩序——十篇中心论文

由 甘向阳 Lucas 没有评论

破解诡辩逻辑：总体哲学十大形态

内容提要：在哲学史中，哲学体系层出不穷、创新不断，但都可以纳入非常非常（9+1）的哲学总模式（000，00，0，1，2，3，4，Q，QQ，QQQ），其中，总体论哲学4是主干即大总体哲学，其他9个哲学是分支即小总体哲学。文章介绍了甘向阳十大哲学形态的基本框架，认为十大哲学的划分具有普适性，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大家各具某一哲学特色，并认为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哲学形态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十大哲学的划分内含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可以避免将狭隘辩证法转变为诡辩论，对于破解马列主义和中国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总体，整体；偶像，图像；贡负，正反；亚零，超零；有序，混沌；巫教，易经；道家，法家；杨家，儒家；阴阳家，纵横家，怀疑主义，实用主义

小标题：

一、总论二、辩证法三、非常（2×3）四、非常（3+1）五、非常（5+1）六、非常（9+1）

  • 活的辩证法，全的辩证法
  • 推翻诡辩逻辑，破解中国逻辑

一、总论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最高级的智慧。从古至今，哲学就不断地发展和分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形态和流派。但是，一方面，哲学本身没有统一，并且因此而不规范；另一方面，哲学与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有没有统一，并且也没有对科学和其他学科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建立统一的哲学，也就是总体哲学，包括Tota和Overall 两个角度的总体哲学。

在对形形色色的、林林总总的哲学流派进行科学分析和合理总结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了非常（9+1）的十个规范的哲学形态框架：元哲学即哲学000，偶像哲学即哲学00，原始混沌哲学即哲学 0，原子论即哲学 1，矛盾论即哲学 2，系统论即哲学 3，达混沌哲学即哲学Q，图像哲学即哲学QQ，庸哲学即哲QQQ，以及大总体哲学、也就是总体论即哲学4。（参考文献3）。所有的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都可以纳入非常（9+1）的十个哲学形态的总体框架。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属于哲学0，墨家属于哲学1，阴阳家属于哲学2，儒家属于哲学3，法家属于哲学Q，而纵横家属于总体论、哲学4，阴阳八卦理论以及后来的阴阳五行理论也属于总体论、哲学4。在古希腊也有类似的情况。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表面上是总体论、哲学4，其实是系统论、哲学3。四因论的三个因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相当于系统论的三个系列（物质、信息、能量），而其“目的因”相当于系统论的“目的环”。（参考文献4）。

那么，哲学教科书也应该如此规范、创新、完善。2020年，甘向阳先生著作了《高等哲学教程》初稿，全著共分为十编，每个哲学形态为一编，分别从20个方面讨论10 个哲学形态：源流、成型，性质、关系，质量、数量，时间、空间，运动、变化，方法、认识，行为、价值，原理、逻辑，态势、取向，规律、要点。例如，原子论、哲学1的价值论是个人主义、行为论是自由主义，其逻辑是必然逻辑，其原理是守恒原理，等。

此《高等哲学》以【非常（9+1）】的十个哲学形态为框架，全著分为10编，每一个哲学形态为一编，每一编分为10章，总计100章。此《高等哲学》不仅仅是哲学著作，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内含了哲学、科学、数学、美学、神学以及心理学、生理学、宇宙学、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不仅可以作为哲学教程，而且可以作为公共课教程。如果将此《高等哲学》大幅度扩充，并采取活页版、电子版形态，那么，它甚至可以成为学生的唯一建材，只不过要分为小学版、中学版、大学版。

　

二、辩证法

所谓辩证法，褒义地说，就是在科学分析和合理总合基础上的规范联系方法，例如对称方法。与辩证法对立的方法就是诡辩法。所谓诡辩法，简单地说，就是在缺乏科学分析和合理总合基础上的胡乱联系方法，例如阿基里斯悖论。

现在，所谓辩证法，简单地说，就是矛盾论的方法，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这只是狭义的辩证法，因为在历史上还存在原子论、系统论、等其他哲学形态。其他的哲学形态也具有自己特定的方法论、辩证法。这里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有广义辩证法和总体辩证法的理念和理论。

所谓广义辩证法，就是让各种哲学形态或哲学实体互相联系又恰到好处的哲学大法，也就是正确处理普遍联系的哲学大法。很多哲学理论内含了若干哲学形态，但不明确、也不规范。例如，毛泽东的《矛盾论》内含矛盾论，也内含了系统论，还包含了总体论，因为《矛盾论》涉及了很多的矛盾、系统以及二者结合而成的总体。

总体辩证法与广义辩证法是同一的。所谓总体辩证法，就是让各种哲学形态或哲学实体各得其所又有机结合的哲学大法。例如，将矛盾论和系统论规定为两种不同特色的哲学理论，又将二者有机结合为总体论。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朴实的总体辩证法思想，例如阴阳八卦理论就是矛盾论和系统论结合而成的总体论，但往往是是微言大义的、也是模糊其词的，没有明确的、规范的总体辩证法。

　

三、非常（（2×3））

矛盾实体的性质和机制是对立、斗争。矛盾论应该规范为哲学2，因为它是二分法的，例如，贡与负，上与下，对与错，1+1的矛盾计算具有0和1两个结果，等等。系统实体的性质和机制是亲和、协同。系统论是三分法的：物质、能量、信息三个系列，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1+1的系统计算有大于1、等于1、小于1三个结果，对应于高协同、中协同、低协同三个机制，等等。因此，系统论应该规范为哲学3。

矛盾实体2与系统实体3的有机结合就是实体6（+ + + . – – -），而实体6（+ ++ . – – -）可以简化为实体4【+ – – -】或【- + + +】。

　

四、非常（3+1）

因此，总体不仅是【非常（2×3）】的实体，而且是非常（3+1）的实体。

基本粒子的基本模式都是实体4【+ – – -】或者【- + + +】，例如电子、夸克、超弦。基本粒子的基本模式都是实体4【+ – – -】或者【- + + +】，例如电子、夸克、超弦。

总体的内部结构模式是集群，总体的外部结构模式是阵营，实际上是大总体。只有内含4要素以上的共同体才可以形成大总体，例如，只有4个人以上才可以形成两个集群和两个阵营。因此，总体论应该规范为哲学4。总体内含了很多的矛盾系统，不仅存在（贡-负）矛盾系统（例如，我友矛盾），并且存在更高大、更复杂、更严重的（正-反）矛盾系统（例如，敌我矛盾）。

Overall总体哲学本身就内含普世价值，是推行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发扬光大。例如，总体内含了很多的矛盾系统，不仅存在（贡-负）矛盾系统（例如，我友矛盾），并且存在更高大、更复杂、更严重的（正-反）矛盾系统（例如，敌我矛盾）。因此，总体的内核是普世价值。缺乏普世价值，总体、集群、阵营就不能形成，即使形成也会很快解体。

　

五、非常（5+1）

在实体4【+ – – -】或【- + + +】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哲学1（+）或（-）形态。所谓哲学1，就是原子论。原子是“一个一个”的互不相干的个体，所以，原子实体的性质和机制是独立、自由。原子论作为哲学 1 采取一分法：只有一个原因、一个轨迹、一个结果，等。例如1+1的原子论计算只有一个结果。所谓一分法就是将共同体划分为完全相同又互不相干的个体，例如“理想气体模型”。

如果（+）与（-）互相拼灭，就形成实体0，出现原始混沌。关于实体0的哲学就是零点论、哲学 0，例如，庄子的虚无主义哲学。实体 0，例如真空，又可以产生（+）与（-）的单粒子或粒子对。这就是所谓“无中生有、复归于无”。这种圆周式过程属于总循环过程。

如果【 – – -】与【 + + +】互相创造，就形成实体Q，出现发达混沌。关于实体 Q 的哲学就是超点论、哲学 Q，例如，艾肯的超循环系统理论。超越性过程就是总螺旋过程：超零Q 高于亚零0。实体Q能长根、发芽，象征着突破、超越，而实体0是光秃秃的，是死态的零、复归的零。

这就形成了非常（5+1）的总体哲学框架：原始混沌哲学即哲学 0、原子论即哲学 1、矛盾论即哲学 2、系统论即哲学 3、发达混沌哲学即哲学Q，以及五个哲学形态的总合形态，总体论即哲学4。其中，哲学4是大总体哲学，其他哲学是小总体哲学。小总体哲学只是大总体哲学的局部的、分支的形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必须在大总体的大格局和大数据中进行评估。

“O，1, 2, 3，Q”的模式是一种总螺旋模式。事物发展到3的阶段，如果回到0，那就是总循环；如果发展到Q，那就是总螺旋。在总螺旋中，Q是超零，0是亚零，显然， Q高于0。Q（超零）相对于0（亚零）的形象意义在于：Q（超零）发芽长根，象征着突破、发展、创新、超越，而0（亚零）是光秃秃的圆，是死态的零或复归的零。世界在总体上是总循环的，但总螺旋更有意义。总体哲学就是在总螺旋模式中讨论哲学形态的。

5 哲学模式（0，1，2，3，Q），都是人类自觉不自觉地应用的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例如，在古代中国，有老子的“道”哲学总模式（0，1，2，3，万）；在古代希腊，有毕达哥拉斯的“数”哲学总模式（点，线，面，体，万）。

0、1、2、3、Q这5个哲学形态的划分，是全面的划分。首先，全过程的划分：零混沌—→有序1—→有序2—→有序3—→超混沌；其次是全实体的划分：零实体—→实体1—→实体2—→实体3—→超实体。混沌死亡，有序才能产生。庄子关于浑沌被开七窍而死亡的寓言就是如此。同样，有序达到高级阶段以后，就会发展到超级混沌状态，实现螺旋式全过程发展，超循环系统过程就是如此。其次，全方位的划分。实际上，每一个哲学形态本身都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都有其相应的世界观、时空观、价值观、逻辑观等配套。例如，原子论哲学1的实体观和时空观都是一维的，所以其价值观是个体主义，其逻辑学是必然逻辑，因为原子论哲学1的取向是相互独立自由；矛盾论的实体观和时空观都是二维的，所以其价值观是丛林主义，其逻辑学是或然逻辑，因为矛盾论哲学2的取向是对立斗争；系统论的实体观和时空观都是三维的，所以其价值观是相互协同的集体主义、其逻辑学是偶然逻辑，因为系统论哲学3的取向是和谐协同。实际上，鹰抓兔的机制就是三维时间与三维空间的配套，要不然，就只能确定兔的空间状态，而不能确定兔的时间状态，就不能定格出统一的时空点，也就抓不到兔（参考《广义马克思主义》，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甘向阳，105页）。

0、1、2、3、Q这5个哲学形态的划分，也是规范的划分。例如，一个系统可能包含很多的系列，而系统论哲学3似乎没有包括，其实是包括的。哲学3的这种包括是一种规范的包括：一个系统所包括的很多系列，都可以规范为物质、能量、信息三个系列，并且，其三维空间（长度、宽度、高度）对应于三维时间（前馈、后馈、整馈），正如三维变化（肯定、否定、丕定）对应于三维运动（平动、转动、螺动）。所以，系统论规范为哲学3。实际上，系统论是质的提法，是性质范畴；哲学3是量的提法，是数量范畴。二者大体同一，可以相提并论，也可以有所偏重。例如，夫妻恩爱是两分法现象，似乎适用于矛盾论，但夫妻恩爱应当更适用于系统论，因为系统论哲学3的取向是和谐协同，所以归结为系统论、哲学3。同样，量变和质变并不是矛盾论的特有范畴，但就是哲学2的特有范畴，所以，量变质变规律就成为了矛盾论、哲学2的规律。 

　

六、非常（9+1）

如果向两极扩展，在零点论即哲学0之前，还有以偶像说话的偶像哲学即哲学00，其表现形态主要是宗教，可以称为神灵哲学。牛顿的“第一次推动说”就是这个意思：在0实体之前，必须有00实体，也就是上帝。哲学00以善为核心统摄真和美。

在超点论即哲学 Q 之后，还有以图像说话的图像哲学即哲学 QQ，可以称为神仙哲学。图像哲学即哲学 QQ 以数理逻辑和信息科学为基础，以数学化和数字化为特色，浓缩了全部的科学甚至全部的学科。图像哲学即哲学 QQ 是最高级的哲学形态，例如虚拟灵境、生命再造、人工智能、宇宙旅行，可以创造神乎其神的奇迹，类似或逼近神仙的能力和水平。中国古代的易经哲学，西方近代、现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具有图像哲学的典型特点。哲学 QQ 是美轮美奂的，虽然它具有最高科学技术的内含，却以美为核心统摄真和善。

另外，在哲学之前，还存在元哲学、哲学000，也就是“如何研究哲学”的哲学形态，其信条是怀疑主义，当然是建设性的怀疑主义。

同样，在哲学之后，也存在庸哲学、哲学QQQ，也就是“如何应用哲学”的哲学形态，其信条是实用主义，当然是创造性的实用主义。

这就形成了非常（9+1）的十个哲学形态的总体框架：元哲学即哲学000，偶像哲学即哲学00，原始混沌哲学即哲学 0，原子论即哲学 1，矛盾论即哲学 2，系统论即哲学 3，达混沌哲学即哲学Q，图像哲学即哲学QQ，庸哲学即哲QQQ，以及大总体哲学、也就是总体论即哲学4。（参考文献3）。

Total总体哲学本身就是普世知识、普世科学。元哲学就是思维科学，因为其核心思想就是怀疑主义、批判性思维。庸哲学就是经济科学，因为其核心就是实用主义、建设性思维。零哲学就是真空科学、场科学，因为零可以生万物，真空也可以生万物。超哲学就是生物科学、发展科学、环境科学，因为其核心理论就是超循环的科学理论。00 哲学其实就是神学、道德学、伦理学，因为其实体就是神，其本质就是善。QQ哲学其实就是数学、信息科学、美术科学，因为其实体就是数，其本就是美。总体论即哲学4其实就是宇宙学、政治科学、军事科学，因为其涉及正结盟和反结盟、正世界与反世界。至于，原子论即哲学1、矛盾论即哲学2、系统论即哲学3本身就是科学，例如分子、原子、量子、孤子、等等原来就是化学、数学以及物理学。这样，学习了总体哲学就相当于学习了所有的学科，而且对所有的学科具有指导意义。

总体哲学非常（9+1）十大哲学形态具有很多很大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便于我们研究和把握其哲学形态。例如：

元哲学是与庸哲学对应的哲学形态。例如，元哲学的信条是怀疑主义、追求高深，庸哲学的信条是实用主义、追求高效。

偶像论、哲学00是与图像论、哲学QQ对应的哲学形态。例如，偶像哲学、哲学00 的原理是神择原理、天启原理，其逻辑是神然逻辑、梦然逻辑，其规律是生死轮回律、诚信灵验律、善恶报应律；而图像论、哲学QQ的原理是人择原理、数启原理，其逻辑是仿然逻辑、数然逻辑，其规律是开关轮回律、想望灵验律、美丑报应律。

零点论、哲学0是与超点论、哲学Q对应的哲学形态。例如，零点论、哲学0的原理是黑箱原理、即兴原理，其逻辑是零然逻辑、潜然逻辑，其规律是黯点吸引律、缺点吸引律、盲点吸引律；而超点论、哲学Q的原理是择优原理、制高原理，其逻辑是超然逻辑、豁然逻辑，其规律是激点吸引律、结点吸引律、亮点吸引律。

基于“从原子论到系统论”的路径，原子论哲学1是与系统论哲学3对应的哲学形态。例如，原子具有相同性，而系统则是“和而不同”。原子论哲学 1 的原理是守恒原理、等价原理，其逻辑是必然逻辑、演绎逻辑，其规律是加和律、简约律、重演律；而系统论哲学3的原理是中值原理、增殖原理，其逻辑是偶然逻辑、归纳逻辑，其规律是导量快增态变律、均衡破缺演进律、因果积累螺旋律。

基于“从矛盾论到总体论”的路径，矛盾论哲学2是与总体论哲学4对应的哲学形态。例如，矛盾论的本质关系是贡负关系，总体论的本质关系是正反关系。正反关系是贡负关系的扩展、升级。矛盾论哲学2的原理是对等原理、极值原理，其逻辑是或然逻辑、并互逻辑，其规律是贡极负极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而总体论哲学 4的原理是全息原理、总统原理，其逻辑是总然逻辑、主然逻辑，其规律是零起点自催化创生规律、中常点自强化营生规律、超越点自优化更生规律。这种对应性也就是前前后后的相反性。

相邻的哲学形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以及递增性。例如：

偶像论、哲学00的取向是出世主义，其口号是：禅定！禅定！！而零点论、哲学0 的取向是虚无主义，其口号是：淡定！淡定！！

系统论、哲学3的取向是集体主义，其口号是：态度！态度！！而总体论、哲学4的取向是总体主义，其口号是：风度！风度！！

超点论、哲学Q的取向是精英主义，其口号是：创新！创新！！图像论、哲学QQ的取向是惟美主义，其口号是：刷新！刷新！！

3个有序哲学系列也具有相似性以及递增性，例如：原子论哲学1的方法是一分法（一分为1，壹分为一）；矛盾论哲学2的方法是二分法（一分为2，壹分为二）；系统论哲学3的方法是三分法（一分为3，壹分为三）。

　

七、活的辩证法、全的辩证法

因为5个哲学分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每一个哲学分支都要注意自己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都要将自己的观点视为一个取向而不是一个独断，所以，5个哲学分支也是总体哲学、也就是小总体哲学。因为划分是全面的、规范的，所以5个哲学可以总和，所以，灵活机动地采取5个哲学，让5个哲学各得其所、各尽其用。例如，1个人独立自主的情况适用于原子论哲学1；2个人发生冲突的情况适用于矛盾论哲学2；3个人形成集体的情况适用于系统论哲学3；4个人分成派系的情况适用于总体论哲学4。再如，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就是零点论哲学0的智慧；在比赛之前，采取自我暗示、自我激励的方法实现超水平发挥，就是超点论哲学Q的智慧。这实际上是广义辩证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一切以时间、空间和条件、目标为转移。当然，广义辩证法的本质是总体辩证法。如果只要一个辩证法，那就是总体论哲学4的辩证法，因为总体论哲学4是其他5个哲学的总合集成。

所有的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都可以纳入非常（9+1）的十个哲学形态的总体框架。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属于哲学0，墨家属于哲学1，阴阳家属于哲学2，儒家属于哲学3，法家属于哲学Q，而纵横家属于总体论、哲学4，阴阳八卦理论以及后来的阴阳五行理论也属于总体论、哲学4。在古希腊也有类似的情况。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表面上是总体论、哲学4，其实是系统论、哲学3。四因论的三个因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相当于系统论的三个系列（物质、信息、能量），而其“目的因”相当于系统论的“目的环”。

　

    八、推翻诡辩逻辑，破解中国逻辑

归结起来，总体哲学的精髓就是两句格言：

一是，小节决定成败，大节决定输赢。成败只是个人行为，输赢却涉及相互关系。例如，有一次，有“斗魂”之称的围棋名将赵治勋不顾大局救一块小棋，结果，小棋救成了，比赛却输了！二是，判断不是独断，真理就是论理。判断总是有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只要应用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进行推理，就可以求得真理。例如，“飞矢不动”的悖论虽然是针对运动连续性、时空确定性的原子论哲学1的独断，但陷入了诡辩论。其实，二者都是不讲道理。如果讲道理，就能得真理：飞矢是运动的，只是运动的方式在不同情境下是不同的。例如，在原子论哲学1情境下，运动是“只在这一点、不在那一点”；而在矛盾论哲学2情境下，运动是“既在这一点、又不在这一点”； 在零点论哲学0情境下，运动是“既不在这一点、又不在那一点”，而在超点论哲学 Q 情境下，运动是“既在这一点、又在那一点”，例如量子纠缠。当然，也存在多种情境叠加、总合等情况。这里的辩证法是总体的、广义的辩证法，进行明确的、规范的 10 哲学形态及其实体形态、逻辑形态的联系和转化。

因为缺乏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所以就出现诡辩法。所谓诡辩法，作为贬义词，就是错误的思辩方法，也就是胡乱的联系方法。诡证法将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实体形态、逻辑形态胡乱的联系：或者，体系不规范；或者，体系不完整；或者，不通过分析就将很多范式捆绑在一起；或者，不通过转换就将不同的范式链接在一起；等等。悖论和谬误基本上就是诡辩的结果。

中国逻辑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弊病。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天然的、本能的广义辩证法和总体辩证法思想，所以，很多人将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整体”、“和合”、“圆融”三个特色。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和合”、“圆融”是微言大义的、模糊其词的。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缺乏规范的、明确的分析，只有微言大义的、模糊其词的综合。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哲学具有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的理念，但没有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的理论。这是旧中国逻辑的哲学基础。很多人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或没有处理好中国古代哲学的缺陷问题。为什么中国不仅没有创造光辉灿烂的现代文明，反而盛行中国逻辑、反对文明国家，难道不值得好好反思吗？

所谓中国逻辑，号称辩证法，其实诡辩论，是旧中国的恶逻辑和新中国的恶逻辑的叠加。所谓旧中国逻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恶逻辑，或者，模棱两可、模糊其词，或者，微言大义、故作高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以一反二、以二反一，如此等等，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或者，总是鸡与鸭对话。所谓诡辩法，要么独断，要么含糊，在内部或外部将不同的事物胡乱地联系：或者，其模型内部不规范；或者，其体系本身不完整；或者，不通过分析就将很多范式捆绑在一起；或者，不通过转换就将不同的范式链接在一起；如此等等。悖论和谬误基本上就是诡辩的结果。

 五毛是中国逻辑的雇佣军，叠加旧中国逻辑和新中国逻辑。所谓新中国逻辑，包括毛左的恶逻辑、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恶逻辑，也包括权贵的恶逻辑、也就是犬儒主义的恶逻辑。五毛基本上都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者，虽然其中不少是因为无知和单纯。他们没有任何正义感、是非观，仅仅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将一切以权贵的利益和意志为转移，或者，指鹿为马、偷梁换柱，或者，颠倒黑白、本末倒置，或者，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等等，极尽流氓逻辑之能事。

破解中国逻辑，关键是应用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因为这可以克服狭隘辩证法，并且，避免狭隘辩证法转变为诡辩论。

破解毛泽东的中国逻辑，关键是铲除他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毒素和体制。毛泽东本来是具有非常丰富的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的思想和理论，但是，他又是是中国逻辑的集大成者。它违反总体辩证法和广义辩证法，将辩证法变成诡辩论。他过分提倡矛盾论哲学 2 的狭义辩证法，如此形成的斗争哲学将中国陷入无休无止的内乱之中。有时候，毛泽东却过分提倡原子论哲学1的狭义辩证法，违反两点论、坚持一点论，搞极端主义甚至绝对主义，实质上是搞唯我主义。真是独裁者习惯独断论！ 

　

培养普世理性：人类思维的十个基点

中国逻辑是旧中国逻辑和新中国逻辑的叠加。所谓旧中国逻辑，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恶逻辑。所谓新中国逻辑，包括毛左的恶逻辑、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恶逻辑，也包括权贵的恶逻辑、也就是犬儒主义的恶逻辑。不管是旧中国逻辑还是新中国逻辑，都缺乏最基本的思维规则，更不论高级的超越的思维规则了。本文总结了人类思维的10个基础性的规则，以破解中国逻辑。

  1. 准确性思维
  2. 规范性思维 
  3. 完整性思维
  4. 自洽性思维
  5. 对称性思维
  6. 合理性思维
  7. 针对性思维
  8. 简明性思维
  9. 普适性思维
  10. 贯通性思维

 1、准确性思维概念或者范畴必须准确，否则就不能形成理论，也不能进行有效的讨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逻辑”的定义。关于“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则”的说法过于笼统。算术四则运算规则就是一种思维的规则，但不是逻辑学、而是数学。我认为应该将逻辑定义为：事物从a变化到b或者从T1运动到T2的最基础机制（参考《总体论》2002年，甘向阳，湖南人民出版社，316页）。因此，逻辑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主观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客观形态。例如，原子论哲学1的机制是‘加和、重演、守恒’三条规律，这三条运动变化规律的基础机制是必然逻辑、也就是所谓的形式逻辑。算术四则运算的规则也是原子论哲学1的必然逻辑、也就是所谓的形式逻辑。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边际效用问题。边际效用其实是边际效应，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效用的边际效应”。拳头的效用是一定的，但是效应不同，打在死穴上会死人，打在其他穴位就不会死人。所以，效用与效应的关系，相当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前者比较刚性，后者比较弹性，后者是前者的表现或发挥，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边际效用与边际效应混为一谈，所以，新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就存在缺陷，就不能准确地解释很多经济现象，例如边际效用递增的情况。

观念或者范畴，是关于事物本质的表达。思维不准确，将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很多毛左总是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提供辩护。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缺点，一直以来好像批不倒，或者毛左总是不服气，那是因为马克思的诡辩，也就是思维不准确，因为马克思将克扣工资与剥削劳动混为一谈，并且对产业利润进行道德绑架和政治绑架。实际上，产业利润的本质不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而是生产者剥削消费者，并且这种剥削是必要的、合理的。

同时，数量的把握也应该准确。很多五毛在为中共专制垄断集团辩护的时候说：中国有贪污腐败，西方国家也有贪污腐败；中国的民主制度不完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也不完善；如此等等。这个显然是在诡辩，因为，西方国家的贪污腐败很少很小，中国的贪污腐败很多很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质与量的统一把握也应该准确。就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贪污腐败来说，在质与量的统一方面也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仅很多很大，而且难以解决，并且越来越严重。

  • 规范性思维

规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例如规矩的巨大力量。磁场有巨大的力量，因为磁场是规范场。

理论如果没有规范，就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当然，规范有很多种，但不同的规范是相通的，只是需要转换。在规范没有转换的时候，就不能以另一种规范进行思维和表述，否则就引起混乱。有人说，1+1=2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可能等于一对夫妻。这种说法的缺陷是，没有将不同的规范进行转换，反而将一个规范反对另一个规范，实际上，1对夫妻仍然是2个人。

创新也需要规范，旧理论的问题往往是不规范。有些人讲儒家，就是因为没有规范，所以主题不突出、观点不鲜明，认同不认同都说不到点子上。其实，儒家属于系统论哲学3，如果从系统论哲学3的角度讨论儒家，就简单易行、行之有效。例如，和谐，协同，中庸，等级，等等，都是儒家和系统论哲学3的内容。

  • 完整性思维

完整也有巨大的力量，不完整的理论也就缺乏说服力和解释力。例如，新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就不是完整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片面的理论。

实际上，所谓的边际效用理论，只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一种情况，例如吃第一口饭的边际效应最大；从矛盾论哲学2看来，还有边际效应递增的情况，例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另外，还有中间的另外两个情况，形成另一个矛盾：中峰效应，例如，适中规模的效用最大；中谷效应，例如，中等学生的吸引力最小。

完整也是创新所需要的，理论的局限性往往是因为理论的不完整。例如，贝尔将人类社会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就是不完整的理论，因为基本产业包括工业和农业两个产业。基于完整性的要求，参考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理论，甘向阳将三分法进行了扩张，创立了人类社会史的六分法理论：零农业社会，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

总体哲学总模式就是非常完整的：元哲学，000；偶像论，哲学00；零点论，哲学 0；原子论，哲学1；矛盾论，哲学2；系统论，哲学3；总体论，哲学4；超点论，哲学 Q；图像论，哲学QQ；庸哲学，QQQ，形成‘000，00，0，1，2，3，4，Q，QQ，QQQ’的

10大哲学的格局。因为完整，什么五花八门的哲学体系都可以纳入这个框架可以讨论、评判和取舍。

4、自洽性思维

理论必须有说服力，而说服力基于自洽性，也就是首先要说服自己。“大总统定律” 的两个要素之一就是“自洽”。

所谓逻辑自洽，就是自圆其说。我的人类社会史的六分法理论就是自洽性理论：零农业社会，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对应地，参考日本学者的 2.5 产业理论，我的产业经济学的六分法理论也是自洽性理论：零产业，

0.5产业，1产业，2产业，2.5产业，超产业。

理论创新，可能是建立一种新的逻辑自洽体系，也可以是完善旧的逻辑不自洽的理论体系。在批评别人的理论体系时，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否定别人的逻辑体系，而是揭露别人体系的逻辑不自恰或不完整。

长沙有一个朋友，具有“自干五”的一些特点。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强调事实、让事实说话，我称他为“事实派”。但其实，他是个假“事实派”，因为他是依自己的观点“让事实说话”的。例如，他说，1957年中国的经济一片大好，右派不应该反党、不应该提倡轮流坐庄。显然，他是有自己的逻辑的，虽然其实是强盗逻辑。但是，你如果依另一种逻辑去批判他，就会很麻烦。比较好的办法是揭露他逻辑的自相矛盾、也就是逻辑不自洽：依据他的逻辑，右派在大跃进是可以反党的，在过苦日子是可以反党的，在文化大革命是可以反党的，而这与他的主题恰恰相反，于是，他的观点就不攻自破。

  • 对称性思维

对称也是一种巨大力量，例如，磁铁是两极对称，因为两极对称的力量，火车甚至可以悬起来。理论是对称的，别人不服都不行。

世界是对称的，物理学甚至有超对称理论。我的人类社会史的六分法理论就是对称性理论：零农业社会，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我的哲学总螺旋模式也是对称性理论：零点论，哲学0；原子论，哲学1；矛盾论，哲学 2；系统论，哲学3；超点论，哲学Q，形成‘0、1、2、3、Q’总模式，超越了老子的道哲学模式和毕达哥拉斯的数哲学模式

因为缺乏对称性思维，有些人甚至连一些非常简单的观点都难以接受。例如，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个人主义是原子论哲学1的价值观，集体主义是系统论哲学 3的价值观，二者是相通的、相容的，因为，个人是集体的原子，集体是个人的系统。一个人一下就接受了“个人是集体的原子”观点，但，他就是接受不了“集体是个人的系统”观点。其实，前者是顺命题，后者是逆命题，二者是对称的，所以都是真的。他既然接受了顺命题，可接受不了逆命题，说明他在这里缺乏对称性思维。

  • 针对性思维搞理论研究要有针对性，无的放矢是难有成效的。

我研究产业理论，是针对已存产业理论和产业政策的缺陷，例如  科技不是产业、生态不是产业、等等缺陷。实际上，生态环境与矿产资源一样，属于零产业；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一样，属于超产业；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产业，都应该进行产业化管理。中国，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产业观念和产业政策，这也是中国经济效益差、发展不持续的原因之一。

搞学术讨论会也要有针对性，与风车作战难也是有成效的。有一次，我在长沙主持一个研讨会，讨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一个右派朋友说，两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家斗争，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因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错误的。我在点评的时候说，这个右派朋友的事实很有说服力，但缺乏针对性，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只能证明阶级斗争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而不能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错误的。这个朋友很快就接受了我的点评，并表示歉意。

  • 合理性思维

理论理论，就是合理的讨论或结论。

黑格尔说得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管什么理论，只要是理论，就或多或少具有合理性。哪怕是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理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弃、阉割了其中的合理性，又夸大、利用了其中的不合理性。

 当然，一定的合理性是以一定的不合理性作补偿的。有个人认为，形式逻辑是有局限的，只有辩证逻辑才是完美的。他说，一加一等于2是错误的，不等于2才是正确的。这是有失偏颇的观点。实际上，形式逻辑的合理性就是辩证逻辑的局限性，正如辩证逻辑的合理性就是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更何况，辩证逻辑本身就有很多形态。

  • 简明性思维简明也是理论思维的基本要求，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

简明也是创新的要求。爱因斯坦能够建立质能公式，就是因为他简化了别人公式中不必要的项目。一个理论如果不简明，至少说明这个理论是不成熟的。

所谓简化，是简化不必要的项目，但必要的项目就不能简化了。例如，“0，1，2，3，多”的总体模式已经简化到极致了，再简化就有简单化之嫌，因为再简化就不能全面说明问题了。当然，最大的简化是建立所谓的‘万有理论’。我的总体论哲学 4 就是最简化的哲学理论。所谓总体，就是若干个系统的总合，其中至少有一个反系统，当然也包括负系统。或者说，总体就是大矛盾共同体，其中内含若干矛盾。在坐标系方面，总体就是太极图、也就是‘反复立体’【+ + + – – – 】，但采取非常‘3+1’形态【+ – –】或【- + + +】、也就是两个太极鱼。其中，【+】或【-】表示原子论哲学1；【- +】或【+ -】表示矛盾论哲学2；【- – -】或【+ + +】表示系统论哲学3。可见，总体论哲学4首先将原子论哲学1、矛盾论哲学2、系统论哲学3结合起来了。其实，总体论哲学4也将‘零混沌’哲学和‘超混沌’哲学结合起来了。例如，【+】与【-】的互相抵消就是零【0】，【- – -】与【+ + +】的互相创造就是超【Q】。这就形成了非常‘5+1’ 形态。总体论哲学4 作为大总体哲学，理论的最大简化就是“大总统定律”：如果各体系都全面并自洽，那它们就可以互换且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简言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或者，all in all ≡ all on all，简称AA定律。例如，执政党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并将人民之间的利益安排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全面并自洽”。如果反对党上台了，那么，也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应该将人民之间的利益安排得恰到好处。这样，执政党与反对党就可以“互换且全等”。类似的情况是，总矛盾≡总系统，贡电子≡负电子，物质≡能量≡信息，资本者≡劳动者≡管理者。

简化，就是要作到分与合的有机统一，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就是有分有合。有人说，我的‘0、1、2、3、4、Q’哲学总模式还是太复杂。其实不然。这个模式是‘0、 1、2、3、Q’总模式与总体论、哲学4的有机结合，是分与合的有机统一。你如果嫌复杂，那么，你就采取总体论、哲学4就行了，因为其他5个哲学只是总体哲学的技术细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缺点就是，缺乏分与合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分析不够，往往是微言大义、模糊其词。

  9、普适性思维

理论的真理性在于普适性，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普适价值。

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东西方理论的区别时，总是将区别说得很多、很大。其实不然。例如，中国古代的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也提倡中庸之道，因为，中理念也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总体理念，中是两极或多极的总合。

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朋友提倡，要在哲学、科学、等等各个领域建立中国话语权或中国特色的语言体系。其实不然。哲学、科学、等等理论体系必须是普适的，必须是世界语。不管你是讲汉语还是英语，意思必须是相同的，无非是个翻译的问题。  一个理论或观点，如果狭隘，那就要注意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或者将理论进行推广要不然尽可能出笑话。

 一些概念，如果中国首先提出来，而且非常好，那就采取中国的说法，例如矛盾、混沌、等等概念。实际上，很多概念，例如社会主义，就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你要让

西方人听你的话，只需要权你建立的理论体系比西方人更新、更好、更普世、更权威。

 10、贯通性思维

不同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就是不同的逻辑体系、规范体系。但是，不同的逻辑体系、规范体系，不仅必须是相容的，还必须是相通的。要不然，这个世界就会犯精神分裂症。这实际上就是大总统定律的意义。

不同的理论体系能不能贯通，也是理论能不能成立的一个标志。例如，系统可以理解为几个原子的相干结合，一个原子单独的规律与几个原子集体的规律是不同的；因此，1+1=2是原子论哲学1的结论，而系统论哲学3有＜2、=2、＞2三个结论。两个结果即使都等于2，两个哲学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可能是（1+1）=2与（1.2+0.8）=2的不同。但是，原子论哲学1与系统论哲学3是互相贯通的，因为系统可以毕竟是几个原子的相干结合，因为＜2 与＞2 的互相抵消还是=2。同样，一个矛盾的单独规律与几个矛盾的集体规律也是不同的，但矛盾论哲学2与总体论哲学4同样是互相贯通的。实际上，2 个原子可以构成一个小矛盾、也就是哲学2实体，4个原子可以构成一个大矛盾、也就是哲学4实体；而小矛盾可以互相消灭为零，大矛盾可以互相创造成超。所以，我的 ‘零、 1、2、3、4、超’的哲学总模式是一个互相贯通体系，不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胡乱拼凑的。

互相贯通体系，在互相贯通的时候，要找准切入点。同时，在一个体系与另一个进行贯通时，要进行必要的说明。要不然几乎出现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

　

三大总体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

内容提要：从人类文明的三大理念（中理念、总体理念、大生活理念）推导出三大总体定律（小生活定律、中度数定律、大总统定律），并基于三大总体定律对我国的国家顶层设计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探讨，提出了“建设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建立消费合作战略联盟”、“超越左右之争”、“消除两极分化”、“实行多党制”、“推行多长制”等对策。

关键词：深化改革开放，总体论哲学4，国家顶层设计；小生活定律，中度数定律，大总统定律。

小标题：一、小生活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二、中度数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三、大总统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

中理念、总体理念、大生活理念是人类文明的三大基本理念，其中，总体理念是核心理念。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问题、弊端也很大、很多。现在，要深化改革开放，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由于顶层设计具有总体性、超越性等特点，所以必须以总体主义为指导。基于三大总体定律，本文对我国的国家顶层设计进行全方位、多领域的探讨，提出了“建设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建立消费合作战略联盟”、

“超越左右之争”、“消除两极分化”、“实行多党制”、“推行多长制”、等对策。

一、小生活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

大生活理念是人类文明的高级理念，也是超级的总体理念，因为大生活是超越大生产和大生态的。大生活理念的理论表现，就是《大生活论》(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甘向阳)。《大生活论》，分上(总逻辑)、中(总趋势)、下(总战略)三篇。

所谓大生活，主要有三个意思，一是，以专业化合作为原则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社会办家庭”，既适应大生产又超越大生产；二是，将工作劳动寓于健身休闲之中，既适应工作劳动又超越工作劳动；三是，生活美学化，消费科学化。

大生活理念是人类文明的高级理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经济总模式中，大生活层次是最高的层次；二是，在人类社会史中，大生活社会是最高的社会，也就是西方未来学所谓的“超工业社会”；三是，全球化时代的生活方式，天空化世纪的生活模式。

大生活方式的三大法则：其一，中心法则，即，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和福利水平为中心；其二，首要法则，即，把提高生活质量和消费效益放在首位，其三，最高法则，即，把提高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放在高位。因为这三个法则，社会经济文化才可能获得又快又好的发展。

与大生活体制对立的体制就是小生产体制。小生产体制是“家庭办社会”的体制，是与小生产体制、小生态体制配套的。小生活体制以“小而全”住房体制为基础，是与小生产、小生态配套的体制。小生活方式的住房体制存在很多矛盾问题：一是，小而全，效率低、效益差，又难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规模化生产体系；二是，家庭空间相对大，社区空间比较小；三是，感觉孤独，却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四是，收入低，开支高；五是，“小而全”难以实现，却追求“大而全”；六是，生活贫困，却追求豪华；等等。所以，在小生活条件下，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而住房总是不够用，再怎么大、怎么全、怎么新、怎么好的住房，一住进去就不满意了。

小生活的弊端是“小生活定律”：生活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要求收入水平提高好几个百分点，并要求生产水平提高十几个百分点,呈严重的指数态势；与此相反，幸福水平难以有效提高甚至一年不如一年，人力尤其是人才难以有效开发甚至出现逆淘汰，有形人口尤其是无形人口难以有效解决甚至出现恶性膨胀；其后果是，生态、生产、生活的恶性循环，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参考《大生活论》，第322页，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现在，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是被“小生活定律”统治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很慢，就是因为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更慢，更是因为企业盈利水平提高极慢，这就是“生活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要求收入水平提高好几个百分点，并要求生产水平提高十几个百分点,呈严重的指数态势”的表现。中国现在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就是小生活方式，严重地压迫和扭曲大生态层次和大生产层次。譬如说，现在江湖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生活用水的污染，而小生活方式及其住房体制必然造成大量的生污水，并且很难治理。譬如说，现在的很多疾病基本上就是小生活方式病，因为在小生活方式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消费往往是不科学、不卫生、不合理的。

解决“小生活定律”的问题，必须实行大生活体制和大生战略。

【大生态 + 大生产 + 大生活】三层次形成系统论哲学3模式， (幸福≈祸害) 或（贡熵≈负熵）形成矛盾论哲学 2 模式。因为大生活理念是超级的总体理念，所以，2 模式和3模式形成总体经济模式：

｛贡熵≈【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负熵｝，或者，

｛幸福≈【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祸害｝。

在（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三合一模式中，要做到三者的有机结合和协同发展；在(幸福≈祸害)和（贡熵≈负熵）的二合一模式中，要尽可能直接地迅速地增加幸福、减少祸害，并及时地有效地将贡熵转化为负熵；其中的关键是，【大生态 + 大生产 +大生活】三层次必须形成良性循环。

在这个模式中，大生活层次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生活方式是“社会办家庭”的生活方式，可以解决小生活体制的“家庭办社会”问题。

为此，我们应该实施大生活战略，具体举措包括：

  1. 应该以大生活理念对住房体系进行改造和创新，建设大众化酒店式公寓：一是，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问题，套房原则上不设厨房和餐厅，也不设多余的房间，更不储存多余的生活用品；二是，不追求豪华，而追求效益和环保；三是，家庭空间比较小，社区空间比较大。四是，全面的彻底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五，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体系。六，实行生活、生产、生态的良性循环，实现零垃圾、零浪费、零污染。这样的住房体系既紧凑又宽裕、既增加收入又减少开支、既节约资源又保护环境。建设这种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可以节约40%左右的一次性住房投资、30%左右的日常开支，并可以减少60%左右的家务劳动、70%左右的生活垃圾，还可以增加就业。

以后，要以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方式建立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有关的优惠政策都放在发展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方面。在农村的乡镇和村镇，也要推行大生活化的酒店式公寓。同时，改造小而全、大而全的现有套房，实行多栖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以后，这些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就可以改造为别墅。两个小而全套房改造为小型的别墅。两个大而全套房改造为大型的别墅。城市的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改造为城市别墅；乡村的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改造为乡村的别墅；这些别墅，一般用来出租和度假的。这样，人民就可以实现多栖生活方式，大幅度提高福利水平和幸福水平、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特别是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

  • 大生活配套，要推行大合作。

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赤字等方式，按例如每人 10000 元左右的标准财政划拨、50000 元左右的自有资金配套，贯彻普世价值原则，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层层组建消费合作社。社区消费合作社提供饮食、百货以及日常的生活服务。会员可以“一卡通”方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廉价地实行几乎所有的消费。然后，组成供销合作社，实行“以消定供、以供定产”。全国消费合作社进行统一计划、集中采购、连锁经营。消费合作社还可以组建合作银行和投资公司，更有效地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成员收入。

  • 生产合作+信息化的网络式流通体系

消费合作社战略联盟以及供销合作社战略联盟建立以后，就会有选择地以投资、参股、控股、联盟等等方式在全国、甚至全球的风景名胜附近建立企业，建立生产合作社战略联盟，并建立信息化的网络式流通体系。

合作社的会员可以轮流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工作。找一个工作，换一个地方。工作就是休息，旅行就是游乐。这样，人民就可以实现多栖工作方式，大幅度提高福利水平和幸福水平、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特别是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水平。

在基层合作社，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等。

在全国合作总社，密集发展零产业-超产业、体能-智能产业。

我们还可以考虑，逐步将国有企业划归合作总社。那么，国有经济和合作经济都将有更快更好的发展。

  • 生态合作+立体化的阶梯式环境体系

各级合作社将开展生态合作，进行大流域、小流域的生态治理和保护，以实现生活、生产、生态的良性循环，例如，沙漠干旱治理，水土流失治理。

土地立体化对于生活、生产、生态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土地立体化首先属于第 5 次农业革命。大致说来，第五次农业革命、土地的立体化，有十大优点。例如，保土、保水、保肥、保温，增面积、增密度、增土商、增地力，调气候、调忙闲、调松紧、调丰歉，等等。由于土地立体化和生物多样化，农村风调雨顺、绿水青山、清水长流，一般不会发生洪灾和旱灾。

二、中度数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

中理念是亚级的总体理念，因为“一中”是”多极”的总和与总合。例如，两个极数（0、1）的总合，就是一个中数0.5。中理念的理论表现，就是《中论》(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中论》中，甘向阳以集合论和统计学的语言提出了“中度数定律”：任何一个集合【a，b】，必有二个次中数n、m和两个次极数i、l，在正常情况下，n、m与中数距离较近，i、l 与极数距离较远。或曰：任何一个集合【a，b】，至少有一对共轭数 n、m，在正常情况下， n、m与中数距离很近、与极数距离很远。(参看《中论》第41页，2003, 当代中国出版社)。万事万物都有数量和体质的二重性。中度数定律就是从数量角度讨论万事万物的度、也就是最优化问题。

中度数定律内含折中、适中两个方面，但实质上是“适中数定律”。 不偏不倚、平庸比例 0.500：0.500 就是折中。所谓折中，就是取算术平均值或几何平均值。在集合论中，康托尔准则和戴德金准则其实就是“折中数定律”。 所谓适中，就是根据具体情况，由“中”向“极”作适当的倾斜，但不离“中”太远，例如采取中左或中右的立场。适当倾斜、黄金比例0.618：0.382就是适中。适中的框架是0.22：0.78。其中，0.22： 0.78是宇宙比例，也是两个次极数。次极数是中数的边界，次中数超过次极数，就是太大、太小。

在经济增长方面，高速度和低速度都不佳。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折中的速度更好，适中的速度最好。新中国两个三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不要追求GDP的高速、特别是超高速增长。

那么，基于“中度数定律”的顶层设计，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在全局方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但关键是反对极左，并超越左、右之分，作到折中，坚持适中。同时，逐步从“政左经右”、“政右经左”方面调整，实行微调，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现在，左、右的含义非常模糊，左、右的派别非常混杂，所以，要尽可能超越左、右之分，作到就事论事、折中适中。
  2. 在社会方面，扩大中产阶级，帮助少产阶级，抑制多产阶级。中产阶级扩大了，就可以建立橄榄型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橄榄型结构就是“适中”的结构。这里要注意的是，帮助少产阶级要合理，主要是增强他们的造血功能；抑制多产阶级要合法，主要是促进多产阶级合法地发财致富，鼓励他们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和公共服务，而不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
  3. 在政权方面，实行充分的民主与必要的威权相结合，实现政通人和。民主本身就是中性的，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过你是官还是民，一人一票。这是原子论哲学1 的性质。在系统论哲学3特别是总体论哲学4那里，在保证充分的民主的基础上，还保留必要的威权，因为系统是分层次和等级的。
  4. 在经济方面，提倡适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重点放在提高生产质量和经济效益上来，因为“适中”的本意就是追求质量和效益、而不是数量和形象。

三、大总统定律与国家顶层设计

总体理念是人类文明的核心理念。根据甘向阳的总体辩证法，从总螺旋的角度看，哲学可以划分为5个形态：零点论即哲学0；原子论即哲学1；矛盾论即哲学2；系统论即哲学3；超点论即哲学Q；形成0、1、2、3、Q的总和哲学格局。5个哲学的总合集成就是总体论即哲学4，并形成0、1、2、3、4、Q的总体哲学格局。在甘向阳总体哲学（0， 1，2，3，4，Q）六大形态中，总体论哲学4是主干即大总体哲学，其他哲学是分支即小总体哲学。（参考《总体论》，2002年，甘向阳，湖南人民出版社，31-38）。

所以，4 个人分为派别的情况，适用于总体论哲学 4，因为派别具有矛盾与系统的总合。这样，总体论哲学4首先将原子论哲学1、矛盾论哲学2、系统论哲学3结合起来了。不仅如此，总体论哲学4也将“零”混沌哲学和“超”混沌哲学结合起来了：【+】与【-】的互相抵消就是零【0】，例如，正反原子的互相湮灭形成实体“零”；【- – -】与【+ + +】的互相创造就是超【Q】。例如，正反系统的互相创造形成实体“超”。

总体论哲学4的本质，不是5个哲学的总和，而是5个哲学的总合。总体首先采取非常（3+1）形态，也就是【+ – – -】或【- + + +】，其中内含3个结构：【+】或【- 】表示原子论哲学1；【- +】或【+ -】表示矛盾论哲学2；【- – -】或【+ + +】表示系统论哲学3；【+ – – -】或【- + + +】表示总体论哲学4的简明形态。既然总体论即哲学4作为原子论即哲学1、矛盾论即哲学2、系统论即哲学3三个哲学的总合集成，那么，总体就是“原子”、“矛盾”、“系统”三个实体的总合集成。其实，单纯的“原子”、

“矛盾”、“系统”实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们基本上就是“总体”的一种抽象和简化，它们本来就是“大原子”、“大矛盾”、“大系统”。“大原子”、“大矛盾”、“大系统”虽然不同，但只是角度不同，本质上都是“总体”。因此，“大原子”≡“大矛盾”≡“大系统”。 例如，反复立体【- – – + + +】，从矛盾角度看是（3×2）的“大矛盾”，但从系统角度看是（2×3）的“大系统”，二者可以互换并全等，“大矛盾”≡ “大系统” ≡“大原子”。类似的情况是，物质≡能量≡信息。

由此，我们可以给出“大总统定律”：如果各个体系都全面并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且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简言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或者，all in all ≡ all on all，简称A定律。例如，执政党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并将人民之间的利益安排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全面并自洽”。如果反对党上台了，那么，也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应该将人民之间的利益安排得恰到好处。这样，执政党与反对党就可以“互换且全等”，执政党≡反对党。

从客观世界看，“大总统定律”就是“大实体定律”。例如，贡电子≡负电子，负电子相当于拔出的萝卜，贡电子相当于拔出萝卜的坑，转换一下就全等。同样，正世界≡ 反世界，正世界相当于实体，反世界相当于实体的镜像，转换一下就全等。有些事物，初看起来是不可以“互换并全等”的，其实不然。例如，时间与空间，不仅在极限上面可以“互换并全等”，而且存在很多“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的情况。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而蒋介石的大撤退战略，就是“以空间换时间”，都是“大总统定律”。假如五年时间交换半个中国，那么，五年时间≡半个中国。

从主观世界看，“大总统定律”就是“大真理定律”。例如瞎子摸象，如果几个瞎子将大象摸全面了，并且将不同的部位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那么，他们心目中的大象就可以“互换并全等”。同样，孟子的“人性善”理论和荀子的“人性恶”理论，只要他们将人性研究的“全面而自洽”，那么，两个相反的理论就可以“互换并全等”,因为善恶是相辅相成、互斥互补的。

这是静态的说法，还有动态的说法。有些事物，例如，大国家与小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在静态看来不可以“互换并全等”，但在动态上可以“互换并全等”。这里的机制是亚协同机制与超协同机制。例如，执政党暂时处于超“全面而自洽”、超“互换并全等”状态，反对党暂时处于亚“全面而自洽”、亚“互换并全等”状态。但是，如果反对党改造创新、励精图治，那就会处于超“全面而自洽”、超“互换并全等”状态，成为执政党。反过来，如果执政党保守僵化、贪污腐败，那就会处于亚“全面而自洽”、亚“互换并全等”状态，就将成为反对党。反对党与执政党翻来覆去、此消彼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还是合乎“大总统定律”的。

这是时间的说法，还有空间的说法。例如，现在，共产党在中国是执政党，但在日本是反对党，还是合乎“大总统定律”的。

这是数量、现象的说法，还有内容、性质的说法。即使是数量的说法，也有系数与权数的不同说法。例如，在国力方程中，存在领土与人口的关系问题。根据“大总统定律”，领土≡人口。例如，在1平方公里领土30人的人口密度上，1平方公里领土≡30 人。有些人口密度太高的国家，在国力方程中可以作权数减分，反过来就可以加分，还是合乎“大总统定律”的。

那么，“大总统定律”的顶层设计，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推行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实现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性联系和双赢，因为社会≡个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个人与社会、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合乎“大总统定律”的。因此，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合作、正义六个基本点就是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其中，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最初标准和基本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共同体就不是大家庭、而是集中营。正义，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标准和根本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正义，这个共同体就不是大家庭、而是盗匪帮。不管是集中营，还是盗匪帮，都会发生自性危机而分崩离析、自取灭亡。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能够提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口号，那是因为当时的革命是正义的。
  2. 跳出矛盾论哲学2的篱笆墙。狭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是矛盾论哲学2。矛盾论哲学2是一种辩证法形态，但不是辩证法的全部。其实，在广义辩证法看来，辩证法有很多形态，原子论哲学1和系统论哲学3都是辩证法的特殊形式。苏联和中国曾经教条主义地对待矛盾论哲学2，将矛盾论哲学2视为辩证法的全部，就非常狭隘了。例如”文革”时期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政策，就导致了很多、很大的问题。时至今日，很多人习惯于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劳动主义、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对立起来、特别是冲突起来。只有总体论哲学4可以视为辩证法的全部，因为总体论哲学4 是其他特殊哲学形态的总合。在总体论哲学4中，矛盾不仅有主次之分，而且有层级之分。例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并不矛盾、特别是不冲突，而是相容的、互利的，只有极端的、特别是绝对的情况下发生矛盾、特别是冲突。要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跳出矛盾论哲学2的篱笆墙，一定要应用总体论哲学4，加强团结和协同，避免内斗和冲突。
  3. 实行总体战。纳粹德国实施的“总体战”，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纳粹德国恰恰缺乏的“总体战”灵魂，没有实行“王道”，反而实行“霸道”，他们就无法占据道德制高点。同时，他们不是与最强大的国家联盟，而是与最强大的国家为敌，也犯了 “总体战”的大忌。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获得胜利，不仅就是因为他们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还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国家的支持。其实，经济、政治与军事一样，都应该实行总体战略，全球化时代更应该如此。现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我国要与美国联盟、不与美国为敌，能实现夫妻关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即使不能与美国联盟，也尽可能不与美国为敌。与美国联盟，不与美国为敌，关键的一点是，不要对美国”妖魔化”。虽然美国有很多缺点、甚至错误，但是，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并且都给苏联和中国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不是说与美国没有竞争和矛盾了，而是可以更好地处理与美国的竞争和矛盾了，更好地实现中国梦。
  4. 实行多党制。多党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反对党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发明。所谓党，必须是多党。如果只有一个党，那么，这个党要么是黑社会、要么是超政府，最可怕的是二者都是。如果一党制是以暴力保证的，那么，这个党就一定是二者都是。反对党的意义，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天敌的意义。没有天敌，生物就会疯长而灭亡。一党制，哪怕是所谓的”全民党”，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资产阶级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就有权力建立自己的党派。即使不存在资产阶级，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建立不同的党派。资产阶级不是也建立了不同的党派吗。共产党不怕什么多党制、反对党。即使不小心成为了反对党、在野党，仍然可以成为执政党、领导党的。如果担心开放党禁会造成大的冲击和混乱，可以搞多步到位。多党制的意义就是“大总统定律”的意义：如果几个党派都全面而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并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
  5. 推行多长制。多长制的意义也是“大总统定律”：如果几个首长都全面而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并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如果说一党制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那么，一长制就是独裁主义的工作体制，二者是紧密关联的。实际上，一长制既是专制主义之头、又是专制主义之尾，甚至就是专制主义的全部。一长制的弊端很多、很大，以至于，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都对一长制进行过改革，例如设立两个宰相。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普遍实行的就是多长制，例如元老院体制。现在，历史应该反转过来了，应该重新实行多长制、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多长制。其实，多长制更具有总体性，起码可以将更多的智慧和热情贡献于公共事业，特别是，多长制本身就具有优胜劣汰、良性循环的机制，并具有及时有效的互相监督机制和互相考核机制。最起码的一点是，多长制比一长制更难作坏事，因为涉及“囚徒困境”。因此，在公权力领域，要普遍实行多长制，改变原来的一正几副体制，不设一个副职，只设几个正职，其中一个法人代表。几个正职共同决定大政方针，平时轮流值班，急事临时协商。法人代表【法定为国家主席】没有实权，只有在几个正职【例如4个总统】无法形成决议多数【例如3比1】的情况下，才具有表决权。
  • 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不搞公有制极端或私有制极端。其实，“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享有制”之间的中介形态，其本质就是混合所有制，并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共产主义享有制的成分。
  • 调节两极分化。合理的差别才能形成和谐。我国的不协同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差别导致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差别太大，例如贫富差别；二是，无道和非法导致的差别太大，这一点尤其重要。怎么消除不合理的差别呢，一是，在一次分配、特别是二次分配上面，用力向弱势群体倾斜，特别是解决弱势群体急需解决的问题；二是，有效解决无道和非法的问题，特别是问题非常突出、非常普遍的领域。
  • 建立充分对话机制，取得国内外最大限度的共识，为实现中国梦积蓄最大的正能量。只要充分的沟通，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都可以相容、互补。对话机制的意义也是 “大总统定律”的意义：如果各个体系都全面而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并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对话要平和，不要急躁；讲究求同存异，不要固执己见；坚持关于辩证法，拒绝关于诡辩论。
  • 开辟各种特区。我国开辟的很多经济特区，意义是深远的，作用是巨大的，虽然问题不少。特区越多，国家越总，因为总体是多样化的总合。因此，中国还应该开辟一些政治特区和文化特区、社会特区、等等，增加社会、政治、文化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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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总体公式与国家战略抉择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总体主义理论探讨我国国家战略的抉择问题。具体从三大总体公式（总国力公式，总增长公式，总发展公式）的角度抉择经济战略，从总国力公式抉择三个赶超战略；从总协同公式抉择二个优化战略；从总增长公式抉择一个驱动战略。

关键词：总国力，总发展，总增长 ；赶超战略，优化战略，驱动战略 ；总协同 ，超协同，亚协同。

小标题：

一、总国力公式与三个赶超战略二、总发展公式与二个优化战略三、总增长公式与一个驱动战略

哲学和经济学的数学化是一个大趋势，但以哲学和经济学的成熟化为前提。本文根据甘向阳的广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我国国家战略的抉择问题。具体从甘氏三大公式（总国力公式，总增长公式，总发展公式）的角度抉择经济战略，从总国力公式抉择三个赶超战略；从总协同公式抉择二个优化战略；从总增长公式抉择一个驱动战略。

一、总国力公式与三个赶超战略

总国力，也就是所谓的综合国力。总国力涉及的要素很多，因此，要最大限度地简化国力要素。

我们可以把国力方程简化成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实体部分，包括领土（T）和人口

（P）两个基本要素，二是基本系数部分，包括劳动生产率（X）和土地利用率（Y）。

然后，引入总体哲学的“大总统定律”（如果各个体系都全面而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并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就可以实现国力要素的简化和总合。例如，在国力方程中，存在领土与人口的互换和简并问题。根据“大总统定律”，领土≡ 人口。这里的机制是系数与权数的调节关系。例如，在 1 平方公里领土 30 个国民的人口密度上，1 平方公里领土≡30 个国民。有些人口密度太高的国家，在国力方程中可以作权数减分，反过来就可以加分，还是合乎“大总统定律”的。基于国民与国土的对等，依据平均的人口密度，将国民与国土互换和简并，就可以实现国力的总合。例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0 人，则 30 人与 1 平方公里对等。这样，领土和人口这两个既不同质也不同量的实体，就可以总合为基本实体。

令基本实体为 C，基本系数为 Z，总国力为 G，则 G=PX+TY=CZ（广义马克思主义，第 188 页，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甘向阳）。实际上，从这个方程看，我们可以把国力理解为对于基本实体的开发利用的总成果。这个成果，可以大体上理解为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因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战争时期，经济实力可以动员为军事实力，在和平时期，军事实力可以作为经济实力发挥作用。CZ，即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不仅内含了领土和人口的要素，也内含了科技和文教等要素，是作为总成果的。而领土（T）和人口（P）都可以作为成果 CZ 的权数。

据此测算，美国的基本实体大约 1800 万单位；中国的基本实体大约 5000 万单位。俄国的基本实体大致为 2200 万单位，印度的基本实体大致为 3500 万单位，巴西的基本实体大致为 1400 万单位，这五个国家的基本实体进入前 5 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领土很宽广，但人口太少，印尼和泰国的人口很多，但领土太少。因此，从基本实体看，可能作为世界一极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俄国、印度、巴西这五个国家。当然，中国评分很高，主要是其人口的密度过大，但其 Z 值很低，因此，其综合国力就不一定是很高的了。

就国力系数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劳动生产率做为国力系数，因为劳动生产率高，领土利用率也高。当然，劳动生产率也不简单地是以工业或农业的生产率来计算。美国的一个农民可以耕作 3000 亩耕地，而中国的一个农民只耕作 5 亩，但美国使用了大量的机械，再则，美国的农民还以大量的社会化服务为前提，因此，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或工业劳动生产值可以适当折低一些，中国的生产率则可以适当地折高一些。同时，闲暇的价值没有计入生产率和国民收入，而中国的闲暇收入却是很大的。如果，美国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 20:1，根据 G=CZ 方程，美国的总体国力大致为 36000 万单位，中国的总体国力大致为 5000 万单位，两国的总体国力之比大致为 36:5，中国的国力接近美国的七分之一。当然，国力系数可以有很多，例如，竞争力系数，高科技系数，城镇化系数，等等。

总国力公式 G=CZ 可以转化为其他的公式，例如，人口一要素公式或领土一要素公式、三要素方程 G=P+T+E、G=P+T+M、G=C+E+M、甚至四要素方程 R=P+T+E+M、等等。

基于国力结构、国力水平和国力特色，中国的国家战略可以归结为三个赶超战略。

1、“极大国”战略

所谓“极大国”，是指可以作为世界一极发挥作用的大国。“极大国”战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讲道义的、有威信的国家，二是，要在主要方面和关键方面，进入世界最强大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基本国力（C）居世界第一，达 5000 万单位，相当于美俄的总和，同时，中国的领土和人口，都进入了世界前三名，而美国和俄国的其领土和人口只进入前五名，因而中国很具备“极大国”的基础条件。

中国的基本国力，也相当于印度和巴西的总和，同时，中国的发展速度都高于印度和巴西的速度，因此，中国更有条件竞争“极大国”。

苏联和美国就曾经作为世界一极的大国。现在，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的发展速度远高于美国，中国的国力系数只要提高到美国的 40％，就可以在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建成“极大国”，尽快在综合国力上赶超美国，中国必须有效地提高国力系数。有效地提高国力系数，重点是提高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重点是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战略创新、思想创新。

实行“极大国”战略，必须进行总体协同，实现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的总协同，尽可能避免内耗、特别是内乱。

中国主要是因为体制问题而导致国力不强。由于中国的问题很多很大，所以，中国不应考虑与美国争雄。

2、“人才国”战略

对于中国来说，实施赶超战略，必须实施“人才国”战略。

如果每一百个人材中出一个人才，中国就将有一千多万人才，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数，就相当一个“人才国”。而且，人才越多，则人才的裂变效应和聚变效应就越强，人才的素质就更好、档次就更高，就极可能多出几个天才、奇才。

“人才国”，比其他什么“石油国”或“旅游国”都更宝贵也更有效。这样的人才国，会无敌于天下。比较而言之，“人才国”战略，不仅是国家战略的基本范式，而且是国家战略的根本范式。甘向阳的广义辩证经济主义理论，例如，“贤本优先、兼顾资本”原则和零产业、超产业理论，为“人才国”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从 G=CZ 方程可以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人才强国”战略。在基本实体 C 中，人口是两个基本要素之一，而且，人口是基本实体中的能动因素，因为领土资源是潜在的、既定的，只有人的因素才能把领土由潜在的资源变成实在的资源，并且不断地从广度和深度上开发领土资源。以色列在一个荒漠干旱的领土上建立起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绿洲，就是人的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人才强国战略，集中地表现在国力系数 Z 上。在 G=CZ 方程中，C 是一个基本稳定不变的实体，国力系数 Z 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力的强弱和增减，全在于 Z 数的变化，而 Z 的增强全在于人的因素，例如高科技系数全在于人的因素。如果以高科技系数代表 Z，则，国力增减与强弱之差，是数以十倍计的，甚至出现无穷大与无穷小的差别，例如，信息高科技可以很极小的代价摧毁敌方高昂的武器系统。人的因素，就是人才因素。高的劳动生产率、领土利用率、城镇化指数和人文化指数等等，都在于人才的又多又好，在于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好人才和用好人才。

CZ，作为经济实力 E，或作为军事实力 M，决定性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可以说，人才强国战略是国家战略的基本而根本的范式。

自古以来，人才强国战略就是国家战略的基本范式。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江山。中国古代，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是很注意人才因素的，都把人才作为立国和执政的基本和根本，尤其在战争时代，例如在战国时代，再如在三国时代。客观地说，自古以来，每个发明、发现、创造、创新，都使人类社会出现飞跃式的发展和进步，而发明、发现、创造、创新，全是人才从事和推动的。近代以来，人才强国的战略，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自觉地成为国家战略的根本范式。英国赶超西班牙，法国赶超英国，德国赶超法国，美国赶超法国，都是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的结果。美国之所以成为现代最为富强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而美国也有意无意地形成了有利于人才的机制和体制。特别在二战之后，尤其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美国大量地搜罗了世界各国的高级人才。可以说，为了争夺人才，美国是不惜血本的，因为人才的投资是有更高回报的。

对于中国、印度这一类人口密度过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口太多已经成为增强国力的重大阻碍因素，成为国力的一大包袱和劣势，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因而人材资源也多，如果把人材变成人才，则包袱就变成了财富，劣势就变成了优势。同时，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机遇和挑战，其挑战是科技文教落后，其机遇则是人力资本的意义大于物质资本、知本经济的作用大于资本经济。因此，大力发展科技文教事业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以知识密集型经济取代劳动密集型经济并超越资本密集型经济，是中印这一类国家的唯一而最佳的抉择。

当然，中国现在的惩罚性、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改变为引导性、奖励性计划生育。

3、“城镇国”战略

人口与领土是国力的基本要素，而城镇则是人口与领土集约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是社会生活的平台。城镇化指数高，则综合国力就强大。因此，中国的赶超战略还应当是“城镇国”战略，又好又快的实现城镇化。

实施“城镇国”战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应该实行大生活体制；二是，应该实施立体化农业。

现在的经济战略，基本上是大生产与小生活的组合。小生活体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家庭办社会的体制，问题很多、很大。例如，小生活体制导致环境的很大污染，而且它的污染不好治理。同时，小生活不仅不适应大生产，反而压迫和误导大生产，例如，压迫经济不断地高速增长。小生活方式的弊端在于“小生活定律”：生活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要求收入水平提高好几个百分点，并要求生产水平提高十几个百分点,呈严重的指数态势；与此相反，幸福水平难以有效提高甚至一年不如一年，人力尤其是人才难以有效开发甚至出现逆淘汰，有形人口尤其是无形人口难以有效解决甚至出现恶性膨胀；其后果是，生态、生产、生活的恶性循环，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危机。(参考《大生活论》，第 322 页，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现在，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是被“小生活定律”统治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很慢，就是因为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更慢，更是因为企业盈利水平提高极慢，这就是“生活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要求收入水平提高好几个百分点，并要求生产水平提高十几个百分点,呈严重的指数态势”的表现。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解决“小生活定律”的问题，必须实行大生活体制。要实行大生活体制，必须建立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三合一的战略总模式:（幸福，负熵）<==>（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痛苦，贡熵）。这是一种非常“大矛盾”的总体经济模式。在（大生活、大生产、大生态）三合一模式中，要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和协同发展。在(负熵<==> 贡熵)或（幸福<==>痛苦）的二合一模式中，要尽可能直接地极大地增加负熵和幸福，减少贡熵和痛苦，并及时地有效地把贡熵和痛苦转化为负熵和幸福。在这个模式中，大生活层次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大生活方式是“社会办家庭”的生活方式，可以解决小生活体制的“家庭办社会”问题。这里的机制是大生活方式的三大法则：其一，中心法则，即，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和福利水平为中心；其二，首要法则，即，把提高生活质量和消费效益放在首位，其三，最高法则，即，把提高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放在高位。

消解“小生活定律”，实行大生活战略，要大力发展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改造“小而全”发展到“大而全”的居住模式，并配套以消费合作社，可以节约40%左右的一次性住房投资、30%左右的日常开支，并可以减少60%左右的家务劳动、70%左右的生活垃圾，还可以增加就业、保护资源、美化环境。现在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是平面化的体制，在农业机械化【第四次农业革命】以后，平面化农业已经弊端丛生，例如水土流失、病虫害流行、等等。在城镇一体化时代，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实施城镇化的赶超战略，必须实行第五次农业革命，实行土地立体化和生物立体化。因为，土地立体化和生物立体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病虫害流行、等等问题，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产量、产品品质、等等，也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洪灾、旱灾、等等，生态效益、生产效益、生活效益都非常显著。

可以说，只要我国率先实施大生活体制和立体化农业，中国就可以很快地赶超发达国家，至少在幸福感、生活质量和消费效益、等等方面很快就有大幅度提高。

二、总发展公式与二个优化战略

发展与创新一样，是一种超协同状态。

超协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行为特征，挑战现有的体制，打破现有的格局；二是坐标特征，时间线迅速缩短，空间线迅速拉长，也就是高效率、尤其是高效益。例如，汽车原来的最高速度是每小时 100 公里，而改变动力模式和整车结构以后，最高速度提高到每小时 200 公里。

发展公式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发展率或创新率、也就是超协同系数超协同是对协同状态即均衡状态的超越，实质是一种超有序状态。

协同状态即均衡状态的是一种有序状态，也就是二维坐标系的中线状态，也就是中协同状态。如果木桶的全部木板一样长，那么，木桶就能够装满液体，就处于协同状态、均衡状态。用二维坐标系表示，就是（a ，a）。其中，|a|>0。部门的比例平衡状态就是协同状态、均衡状态。企业的适当规模状态也是协同状态、均衡状态。

如果一块木板短，那么，木桶就不能够装液体，效益就会大大地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短板效应，用二维坐标系表示，就是[ (a-b)，(a-b) ]。其中，a>b，|a|>|b|。显然，这是一种亚协同状态，即有序受到了干挠。在此，事物可以走向返祖和毁灭的零混沌状态，就像人的亚健康状态。部门的比例失衡状态就是不协同状态、不均衡状态，就会产生短板效应。

如果一些木板长，木桶不是装液体、而是装固体，那么，效益就会大大地提高，哪怕其中有一些木板短。这就是所谓的长板效应，用二维坐标系表示，就是（[ a+b），（a+b）]，其中，a>b，|a|>|b|。显然，这是一种超协同状态，即有序受到了激励。在此，事物走向了进化和发展的超混沌状态，就像一个人处于超健康状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状态就是超协同状态，就会产生长板效应。

克服短板效应，取得长板效应，是两种基本的发展战略、优化战略。一般来说，部门平衡以后，进行产业升级是当务之急，以取得长板效应；产业升级以后，取得新的部门平衡又是当务之急，以克服短板效应。当然，两个优化战略可以同时进行，二者也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所谓的产业结构性调整，就是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取得新的部门平衡。

居于短板效应和长板效应二者之间的状态，就是中协同状态。这样，亚协同、中协同、超协同，就是一个中线分化出来的三个矢量。那么，如何建立一个公式将亚协同、中协同、超协同三者总合统一起来呢。

由于亚协同、中协同、超协同是相对的，并且是递进的，一个“三者关系”可以用二个“二者关系”替代。例如，超协同与中协同的关系，等效于中协同与亚协同的关系。| 就是说，超协同是相对于中协同的；同样，相对于亚协同，中协同也是超协同。两个超协同是等价的，都可以纳入同一公式进行讨论，从而三者实现统一。

这样，我们可以用比例和指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令：Z 为协同系数，x 为协同指数，a=2，b=1。（广义马克思主义，第 26 页，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甘向阳）。则超协同公式和超协同系数为

Z = a x a x /（a+b）x (a-b) x

如果 x=0，Z=1，就是中协同、亚协同、超协同三合一的关节点情况，也就是中协同状态。

实际上，协同公式内含两个超协同公式。对应于两个超协同，公式中的 x 取值有两种，即，x>0，x<0。x>0，表明部门平衡，克服‘短板效应’； x<0，表明产业升级，取得‘长板效应。

换句话说，如果 x 的取值不分贡、负，只为 1、2、3、等等自然数，超协同公式就有顺、逆两种：

一是‘顺’超协同公式

Z 1= a x a x /（a+b）x (a-b) x  

例如，部门平衡、规模效益、等等。

二是‘逆’超协同公式

Z2 =（a+b）x (a-b) x / a x a x   

例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等。

也就是说，经济的优化战略有两个基本的形式，一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等优化战略，这是极限外的、纵向的创新、发展、优化，也就是 Z1。二是，部门平衡、规模效益、等等优化战略。这是极限内的、横向的创新、发展、优化，也就是 Z2。

那么，总发展公式 G =C（Z1+ Z2）。

熊彼特说的创新就是极限外的、纵向的进化、创新、发展、优化，也就是 Z1。其实，熊彼特的观点只是一方面。创新的形式，还有均衡的形式，也就是极限内和横向优化的形式，也就是 Z2。例如，比例平衡、规模效益，是一种资源最优配置的形式，这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课题。当部门比例失调时，调节好部门比例关系，克服了‘短板效应’，效益就非常高。

创新的本质在于优化，超协同的本质在于自优化。这里的关键是，经济体系要有自我优化的机制。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但是，那个体制没有自我优化机制，甚至具有自我恶化机制，结果就出现大跃进那样的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体系具有一些自我优化机制。但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没有有机结合起来，甚至也出现了两种恶化机制。例如，夕阳产业的比例太大，低水平重复建设非常严重，两个优化战略都被违背了。

三、总增长公式与一个驱动战略

总增长概念比总产值概念更有意义。

银行存款可以得到利息，利息就是存款的增值（I′）。如果将全部投资（基本实体 C）存入银行，总增长就是全部的存款利息。如果将全部投资放高利贷，‘总增长’就是全部的高利贷利息。那么，总增长公式就是 G=C I′。

但是，利息是资本家的事。对于企业家来说，利息只是成本、而不是增值。也就是说，企业家必须让全部投资（C）增殖（P）。那么，总增长公式就是 G = C ( I′+ P′)  =（K+L）（P′+ I′）。

当然，人们可以通过积累保证经济增长。那么，总增长公式就是 G= [（K+L）+（△K+△L）]·（P′+ I′）。这是定量分析。

从定性分析看，增殖利润就是创新利润，例如风险投资的利润。因此，我们可以用平均的风投利润率作为增殖利润率（P′）。实际的增殖利润（P）其实是很容易确定的，那就是，全部利润扣除贷款利息。现在，中国的贷款利率非常高，甚至是离奇的高，说明中国的经济机制非常差、甚至离奇的差。例如，高利贷利息就瓜分了大部分创业利润（P），这就严重抑制了创新。这是非常不好的。

从简单的总增长公式 G = [（K+L）+（△K+△L）]·（P′+ I′）看，积累（△K+△ L）部分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其实质是投资驱动。在毛泽东时代的 30 年，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和资本的积累（△K+△L），而且积累的比例非常高，经济效益其实非常低。同时，积累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压迫资源和环境，依此建立的经济战略就缺乏全局的、长远的意义，甚至有很大的副作用。

其实，现在的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战略仍然是依靠劳动和资本的积累。只不过，以前是负向积累、也就是依靠勒紧裤带的方式，现在是贡向积累、也就是依靠内债外债、通货膨胀的方式。比较而言，现在的风险更大，例如现在的政府债务就非常严重。

所以，（△K+△L）的意义不大，潜力就更小。就人均（△K+△L）来说，长期趋势是下降。

总的来说，投资驱动战略的意义不是很大，而且负面甚至反面意义不小。但是，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保持适度的积累，保持适度的扩大再生产是必要的。因此，所以，要实行投资驱动战略，但不能追求高速度、宁愿采取低速度。

　

六大产业理论与中国的产业经济改组

内容提要：根据总体辩证法，从总螺旋的角度看，产业可以划分为六个形态：0 产业（零农业），0.5 产业（前农业），第 1 产业（农业）；第 2 产业（工业），2.5 产业（后工业），Q 产业（超工业）。本文认为，几十年来的中国经济过分地依赖于 0.5 产业（前农业）、也就是所谓的铁公基和房地产和第 2 产业（工业）、也就是所谓的重化工业，缺乏总体性或超越性，因此，资源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而经济效益和发展水平非常低下。因此，中国应该注意产业的总体协同发展，特别是要发展高次产业、也就是 2.5 产业（后工业）、Q 产业（超工业）。为此，要以文化产业和理论科学为基础，大力推动产业的超产业化；要以大生活体制和消费合作社基础，推动产业的总体化；要以第五次农业革命为基础，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0 产业（零农业），0.5 产业（前农业），第 1 产业（农业）；第 2 产业（工业），2.5 产业（后工业），Q 产业（超工业）；

小标题：

一、产业辩析二、六大产业形态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四、中国经济的产业诊断

五、中国经济的产业定位

传统的产业理论和产业战略不规范、也不精密。我们应该应用总体辩证法，从总螺旋的角度划分产业并制定对策。

一、产业辩析

目前的产业划分，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划分：

第一种划分，古典的划分，即澳大利亚、新西兰式的划分，是从“次”的意义上划分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矿业，实质是基础层次和上游环节。第二产业，包括加工制造业，是中间层次中和中游环节。第三产业，商业、金融和保险，不动产和个人服务等，实质是高级层次和下游环节的产业。

第二种划分，日本 74 年版的《经济白皮书》使用的定义，既从“层次”意义又从 “领域”意义划分：第一产业，农、林、渔、水产等；第二产业，矿业、建筑、制造等；第三产业，商业、金融、不动产、运输及通讯业。

第三种划分是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在《近代经济成长、结构与扩展》一书中使用的定义，主要从产业的生产对象和生产特征划分：农业部门，包括农业、渔业、林业、采集业；制造业部门，包括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煤气和自来水、运输业和通讯；服务部门包括贸易、金融、不动产、个人服务、商业、家务、职业服务和政府、国防。

第四种划分，最新的当代的划分，即，把信息软件产业划分为第四产业，把心理情感产业划分为第五产业等。

另外，还有第一部类、第二部类以及生产部门、非生产部门等二分法划分，也有农业、重工业、轻工业的三分法划分。

每一种产业划分，都有自己的逻辑和依据，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的来说，目前的各种产业划分，还具有以下缺陷：其一，产业和时空太小，没有包容产业的全部。例如，生态环境是一种具有双重产业效益的活动，而且已有一定的规模，并且在加速发展，但没有被列入某一产业或划分为某一产业。甚至，连科技文教都没有被列入产业活动，而科产教一体化早就是大趋势了，并且，科技和文教早就开始复盖并超越其他的产业活动。其二，产业体系缺乏严密的逻辑性、规范性、统一性，不对称、不对应，针对性不强，概念混乱，归属也混乱。例如，把运输和通讯列入第二产业，把矿业也列入第二产业，还把水电气也例入第二产业。显然，三者与第二产业是有很很大不同的。其三，没有节制，随便出现什么新业务，都可能新增加一种产业类型，例如，把信息软件产业列入第四产业，而把心理情感产业列入第五产业等，如此下去，还会出现多少种类型的产业？其四，没有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挂钩，也看不出产业类型与经济战略的有机联系。其实，产业类型与社会形态和发展战略是有密切关系的，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产业基础、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每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与某一种产业以及某一产业结构也有特定的关系。一定的经济战略是以一定的产业战略为基础的，例如，现代社会是以第二产业作为基础产业、特征产业、支柱产业的，古代社会是以第一产业作为基础产业、特征产业、支柱产业的。那么，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产业基础是什么？高级共产主义的产业基础是什么？以及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产业基础是什么？产业划分的理论必须作出回答。

总的来说，目前的产业切分缺乏对人类社会总史进行大尺度的、大跨度的、一体化的、全过程的总体研究，所以，缺乏总体的逻辑性、原则性、规范性和统一性。因此，目前产业结构的划分，虽然有大体的一致性，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非常矛盾的划分，例如，采矿业，有的归为第一产业，有的归为第二产业；运输业，有的归为第二产业，有的归为第三产业；公务和国防，有的归为第三产业，有的不作为一种产业。知识经济、知识价值论等提法已经出笼好多年了，但直到如今尚没有把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划入某种产业或独立划分为产业。这里，关键是产业划分的原则问题。

产业的划分，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产业类型与社会形态的配套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与古代社会是配套的，作为古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经济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与现代社会是配套的，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经济基础。服务业，即所谓的第三产业，是与后工业社会配套的，是后资本主义的产业经济基础。美国未来学家们，包括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基本上是如此把产业类型与社会形态配套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特色的支柱的产业经济形态，否则，其存在就缺乏内在的逻辑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反过来说，不能与社会经济形态配套挂钩的产业划分，就不合乎逻辑，就缺乏应有的合理性。这个原则，即产业类型与社会形态配套挂钩的原则，不仅为我们规范产业的划分有益，还为我们拓展产业空间、开辟新型产业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例如，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对应的是什么产业？与前社会主义对应的是什么产业？这些产业在当今的作用如何？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

其二，产业类型与发展战略配套

产业类型的划分，应与发展战略配套。所谓发展战略，无非是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产业配置和产业安排的宏观的长期时空关联。发展无非是发展产业，以发展产业为基础、为主体、为内核。有些国家，有农业资源优势又有农业市场潜力，往往以农业作为发展战略的主体，如荷兰。有些国家，有工业资源优势，又有工业市场潜力，往往以工业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如德国。有些国家，有第三产业的优势，往往超前发展第三产业，以第三产业为龙头，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如瑞士。有些国家，如日本，在六十年代前后，这三种资源优势都不存在，却可以相机发展某些产业，如利用亚太地区的黄金水道，发展冶炼加工制造业。在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又从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增长至上路线转向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灵活增长路线，一方面发展高精尖新工业产品，另一方面又提高重化工业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如以 IC（集成电路）革命为背景的新型机电一体化。日本的发展，从明治维新到如今，也给予产业划分以启示。日本的发展一靠开放，而开放与其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有关，这种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与工业资源、农业资源一样，也是一种资源，也可以作为某种原始的底层的产业发挥作用。日本发展二靠科教，科教在发展战略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科教也应该作为某种超级的高层的产业发挥作用。正是这两种最高层的产业和最低层的产业，才使日本可以相机发展常规产业，并相机进行产业结构的革新，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由战败国变为经济乃至军事强国。

二、六大产业形态

从总螺旋的角度看，产业可以划分为六个形态：0 产业（零农业），0.5 产业（前农业），第 1 产业（农业）；第 2 产业（工业），2.5 产业（后工业），Q 产业（超工业）。

  1. 零产业（0 产业，零农业）

零产业，是直接涉及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活动，包括：森林、矿山、土地、河流以及风景、光热、基因、时间、空间、频道、轨道、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探测和保护，自然条件的保护和优化，等。基因产业也属于零产业，开发基因资源是大有利可图的。至于生态环境，西方当代经济学家早已提出要把它作为一个产权加以分配和使用，这种政策在以色列已经得到实施，并在其他国家得到仿效。

零产业的特点是：离自然最近，受自然制约的程度最深，自然地理含量高，不能以一般的产业方式计算评估，经营管理带有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等。零产业虽然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却是小生存社会及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产业基础，如采集、狞猎、捕捞就是小生存社会及其原始共产主义主要活动。

在零产业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没有把零产业作为一种产业加以重视，并进行科学的、严格的产业化管理。

  • 第 0.5 产业（0 半产业，前农业）

第 0.5 产业，作为农业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前道环节，或称“前农业”。

前农业，即第 0.5 产业，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住房建设，市政工程建设，等。前农业即第 0.5 产业的特点是：非常规或非直接的物质生产部类；其产值计算复杂些。前农业即第 0.5 产业，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发展壮大，但却是前农业社会及其前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基础和特色产业、支柱产业。

  • 农业或第 1 产业

农业，或，第 1 产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如粮、棉、油、茶、果、林、渔、牧、畜、菌产业以及微生物产业等。虽然，用发展的观点看，农业在不断地发展、创新、壮大，但农业是古代小生产社会即古代社会主义和古代资本主义的产业基础。

  • 工业或第 2 产业。

工业，或第 2 产业，主要包括：烧烘、冶炼、加工、制造、安装等。工业或第 2 产业的迅速的、大规模的发展，只有大约 300 年的历史。工业即第 2 产业，虽然产生已久，但只作为现代大生产社会及其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产业基础。换言之，建立在工业大生产基础的社会才是现代社会。工业之所以是第 2 产业，是因为，其一，其规模化的、常规化的生产经营较农业即第 1 产业为晚。其二，其原材料的来源相当部分来自于农业即第 1 产业，属下游产业。其三，工业较农业的规模更大、更有远途，是后来居上的产业。

  • 第 2.5 产业（二半产业，后工业）

后工业即第 2.5 产业，包括：商业、物业、保险业、典当业、交通业、运输业等。后工业即第 2.5 产业的特点是：非直接的或非常规的物质生产门类；是工业的扬弃状态、后续环节，或主要为工业服务；其产值的计算和评估困难些、复杂些，但附加价值高些。首先提出“第 2.5 产业”的是日本学者，他们认为服务业与农业第一产业和工业第二产业不同，不是标准的正常的完整的产业，而只是半产业。后工业虽然也是随工业的产生而产生，但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则是当代的事。

后工业或第 2.5 产业，是后工业社会及其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产业基础、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正式提出“后工业”为后工业社会的产业基础的，是未来预测学家丹尼尔·贝尔。只是，他的后工业范畴还包括科技、教育等，与此相适应，他的后工业社会就是未来社会的代名词。

6、Q 产业（超工业）

Q 产业（超工业），是直接涉及社会资源和社会条件的活动，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竞技、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思想文化等。例如，美国的医疗保健行业，按年营业额计算，大于炼油、飞机、汽车制造、伐木业、钢铁和航运的总和。

超产业的特点是：离社会最近，受社会制约的程度最深，社会心理含量高，不能以一般的产业方式来计算或评估；发展的加速度大、创造性强，具有高价值和高附加价值；不仅复盖其他产业，而且超越其他产业，并以此作为大生活复盖并超越大生产的前提条件，等。超产业一直在不断地发展，但却是高级共产主义社会的产业基础、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从前，科技、美艺是工业农业的附属部分，未来，工业农业将成为科技和美艺的附属部分，意即，第 1 产业和第 2 产业将为超产业复盖和超越。

在超产业方面，我们的教训是，没有把科技文教和体育卫生工作等作为超产业加以重视，并进行产业化经营管理。

以上六种产业，零产业、前农业或第 0.5 产业、农业或第 1 产业、工业或第 2 产业、后工业或第 2.5 产业、超产业，既是依次嬗变进化的纵向结构，又是共处并存的横向结构，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水平和结构发挥作用。

 三、产业发展趋势

在当代，全球正向后工业社会挺进，以便跃迁到大生活社会中去。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产业的半化

产业的半化，即常规产业逐步地变成半产业，并且整个产业中，第 2.5 产业（后工业）的比重和意义越来越大。第 2.5 产业的发展，比工业革命时的速度和规模更为壮观。如今，发达国家的第 2.5 产业，已经高于农业第 1 产业和工业第 2 产业之和。

在中国，第 0.5 产业（前农业），例如，农田水利建设，房产地产开发，铁路公路建设，等等，比重和意义非常大。

  • 产业的极化

六种产业中，零产业和超产业是两极，其他四种产业将逐步地溶入零产业和超产业这两极中。例如，农业或第一产业逐步地生态化、环境化，如生态农业、环境农业、观光农业、园林农业，工业或第二产业也逐步生态化和环境化，如欧盟和美国新近建立的生态工业园区以及西方国家日益发达的环境工业。集约化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在于零产业和超产业化，如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以及环境工业和环境农业等。超产业的地位尤其凸显，在美国以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997 年，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而住宅和汽车业的产值只占 14%和 4%。 3、产业的总体化

产业的总体化，即各种产业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结合而出现的一体化，科工贸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科产教一体化，等。总体化可以求得良性循环，从而求得总体的长远的效益。

4、产业的超产业化

所有的产业、包括零产业，都将溶入超产业之中，如科学家利用微生物进行治污、采矿(零产业)、防治病虫害(第 1 产业)、制取金属或燃料(第 2 产业)等。在大生活社会，科教属于游乐生活的一部分，而工业和农业又属于科教的附属部分，例如工厂和农场成为大专院校或科研机关的实习或实验、试制基地。产业的超产业化，就是超产业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四、中国经济的产业诊断

1、零产业（0 产业）的诊断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问题是，零产业（0 产业）的比例太重。就是说，中国产业经济的总量中，有很多是依靠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实际上，从建国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

其次，中国自然资源的保护工作没有搞好。矿产资源的开采，几乎都是掠夺性的，滥采乱伐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矿产资源还没有怎么开发，就不能开采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缺位，几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再次，中国自然资源的深加工、精加工程度很低，而且产业集中在上游，很低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以白菜价出卖的，附加价值低，整个产业链不完整。

最后，中国自然资源的人均值很低，并且很多自然资源被外国资本控制了。

2、0 半产业的诊断

首先，中国经济结构中的 0 半产业，比例更大。这是非常不好的。主要的问题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好，一方面，科技、教育、体育、卫生、文化方面的建设严重落后，另一方面，公务性的建设过分发展。

再次，效益很差。一方面，很多的基础设施效益很差，几乎是一投入经营就开始亏损。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又是暴力，不仅给腐败以机会，还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化。

最后，豆腐渣工程很多，存在严重的潜在危险。

  • 农业(第 2 产业)的诊断

首先，大部分东方的农业已经衰败了，土地荒芜，胡乱使用的情况非常严重。

其次，农业政策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特别在农业产业化方面。

再次，第四次农业革命的合理性已经消失了，例如化学化问题。第六次农业革命不成熟、而且出现严重的危险，例如转基因问题。关键是，第五次农业革命不到位。

最后，规模化不够，产业链不整。

  • 工业(第 2 产业)的诊断首先，重化工业的比例太大。

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太大。

再次，对外依存度太大。

最后，重复建设的问题严重。

  • 二半产业的诊断首先，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太小。

其次，腐败性产业的比例太大。

再次，离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太远。最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严重。

  • 超产业（Q产业）首先，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太小太小。

其次，受文化专制的压迫太严重，自由度不够，创新度不够。

再次，大众化太突出，小众化不够，多样化不够。

最后，与国民经济结合得不紧密。

五、中国的产业定位

1、以文化产业和理论科学为基础，大力推动产业的超产业化。超产业化是知识经济的实质和核心。所谓知识经济、科技兴国，就在于超产业以及整个产业经济的超产业化。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首要的一点是超产业发达，并且呈加速发达态势。如美国的科学技术、美学艺术、体育竞技、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超产业，皆很发达，由此带动整个产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达。虚拟公司或总部公司盛行，正是其超产业发达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的首富以及不少豪富，就是靠知识经济起家的。比尔·盖茨，连续几年居世界豪富之首，而且增幅极快，与他合作的几个同事也位居世界豪富的前列，他们是靠知识起家的典范。

人们说，美国的强大，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而是文化。此话不假。

中国也应该大力发展文化，将文化作为一个产业发展。实际上，文化本身就是超产业。

中国文化，例如中国哲学、中国功夫、中国医药、中国美术、等等，都可以从超产业的高度进行开发、并向全世界扩展，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当然，中国文化一定要现代化，二现代化的基本点，就是创新化。因此，一定要创新中国文化。

对于西方的先进文化和优秀文化，要积极吸收、消化，并且，在吸收、消化的同时，实现中国化、创新化。

理论科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理论科学与经济建设距离比较远。现在，理论科学与经济建设距离很近，并且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理论科学不发达，经济建设是没有后劲的。生物科学本身就可以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例如，基因本属自然资源，人类基因样本大约 10 万条。已有与疾病有关的基因被分离和确认，并申请了专利。几年前，按国际惯例，注册一个基因，要 5 万美元。基因开发本属零产业的范畴，但基因开发只有在高科技密集的条件下，才能进行，所以属于超产业的范畴。申请了专利的肥胖基因的使用权转让价格为 7500 万美元。与疾病相关的基因制药、国际基因交易、基因信息交易等领域，已每年产生千亿美元的利润。

因此，要大力发展理论科学。发展理论科学，要有长远眼光，不要急功近利。

  1. 以大生活体制和消费合作社基础，推动产业的总体化。

二半产业不发达，与小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所谓小生活体制，就是家庭办社会的体制。在家庭办社会的体制中，社会化服务很难开展，二半产业就很难发展。因此，必须实行大生活方式。所谓大生活方式，就是“社会办家庭”的生活方式，首先是建设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其次是建立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战略联盟。

在大生活体制和消费合作社基础上，整个产业就可以获得总体发展。例如，与大生活公寓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个生活消费资料的创新，这就可以带动整个加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再譬如说，与消费合作社联系在一起的，是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就可以带动生产和流通的发展。

  • 以第五次农业革命为基础，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

第五次革命就是立体化农业，其根本的、主要的方面是土地的立体化，其外表的、次要的方面是生物的立体化。土地立体化以后，生物自然而然就立体化了，而且可以更好地立体化。第五次农业革命是第六、七、八次农业革命的基础。第五次农业革命，是以土地立体化、生物立体化为内容的划时代的农业革命，不打农药、不实化肥，旱涝保收，高产优质，效益可以提高100%，并具有休闲、观光、健身、娱乐、等等特色，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包括转基因等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第五次农业革命，对于0半产业、甚至0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土地立体化可以大幅度提高土地的集约化，有益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

六个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社会政治改革

内容提要：基于六大产业形态，划分六大社会形态，本文认为，东方阵营的垮台是因为实行黑帮主义，而且，没有实现暴力革命模式的软着陆，文化大革命仍然是暴力革命模式的延续。本文提出，要对斯大林模式即“社会君主专制主义” 以及勃列日涅夫模式即“社会官僚垄断主义”中解放出来，消除黑帮主义，真搞社会主义。因此，必须进行总体改革与重点改革，实行多党制，推行多长制。

关键词：东方模式，西方模式；东方阵营，西方阵营；现代社会主义，现代黑帮主义；后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社会君主专制主义，社会官僚垄断主义；软着陆，硬着陆；软暴力，硬暴力；多党制，多长制。

小标题：

一、六个社会历史形态二、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  三、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四、软着陆与硬着陆五、软暴力与硬暴力六、多党制与多长制

从总螺旋的角度看，社会可以划分为六个历史形态：原始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古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与苏联社会一样，形式上是一种现代社会主义，实质上是黑帮主义。因此，中国要从斯大林模式即“社会君主专制主义”以及勃列日涅夫模式即“社会官僚垄断主义”中解放出来，同时，告别 “现代社主义”社会，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为此，中国要进行总体改革与重点改革，主要对策是：建设大生活公寓，建立消费合作社；实行多党制，推行多长制。

一、六个社会历史形态

依简单的两分法，社会历史形态划分为社会主义和黑帮主义。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奉行普世价值是社会。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合作、正义。黑帮主义奉行流氓价值。

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一分法，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整个人类社会史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六个历史形态：原始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古代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这与六大产业是配套的：0产业（零农业）， 0.5产业（前农业），第1产业（农业）；第2产业（工业），2.5产业（后工业），Q 产业（超工业）。与之相应，六种社会历史形态包括：零农业社会，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

只是，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存在异化、变态、甚至畸形。例如，社会主义异化为黑帮主义。

对应地，黑帮主义也划分为六个形态。

所谓黑帮主义社会，就是奉行流氓价值的社会。流氓价值包括：专制独裁，贪污腐败，脸厚心黑。黑帮主义社会以四种人为主导：官方包括专制君主、垄断官僚，民间包括霸道恶人、无赖小人。其中，官方的专制君主、垄断官僚可以称为ZL集团。他们对广大人们实行社会隔离、政治压迫、经济剥夺、文化愚弄。苏联共产党本来是要建立现代社会主义的，结果就变态为现代黑帮主义，并且越来越极端，尤其是越来越绝对，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金正日时期的朝鲜。黑帮主义社会包括君主专制主义形态和官僚垄断主义形态。 “君主专制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居高临下，利用官僚阶层压迫人民大众，有时候也利用人民大众来打压官僚阶层，尤其是打压不讨好皇帝的官僚们，例如朱元璋。

“官僚垄断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两面三刀”，他们可以讨好皇帝、压迫人民，也可以讨好人民、蒙骗皇帝，本质上是为了官僚阶层自身的利益，但他们也划分不同的利益集团，经常争权夺利、甚至大动干戈，例如明朝的党争。

新中国在形式上、名义上是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实质上、实际上是现代黑帮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当时就是黑帮，它原来就是纳粹苏联培植的特务组织。至今，它仍然是非法的，因为它至今还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过，只不过它把山头坐大了。它当时攻击国民党的那些弊病，例如一党专制、一长独裁、贪污腐败、打压舆论、等等，在新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一开始就很黑、而且越来越黑，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待自己同志比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更残酷恶毒。他们自己也互相残杀，“文革”就是专制君主、垄断官僚、霸道恶人、无赖小人之间的大混战。其中，胜利者首先是专制君主毛泽东，然后是垄断官僚邓小平。中国的共产党人，例如陈独秀、邓中夏，当时信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他们的革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进步性。但是，因为中共是苏联的纳粹培养和训练起来的，他们也被染缸同化了。有些人，例如毛泽东，本来就有恶霸本性、家长作风，当时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可以在黑帮中胜出，取代张闻天，打倒蒋介石。

新中国的共产党官方几乎都是一些君主专制主义者、官僚垄断主义者，充斥了政阀、军阀、财阀、学阀、等等大流氓。毛泽东就是如此，邓小平也是如此。正如，斯大林是苏联的朱元璋，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都是非常恶毒的现代专制君主，是比希特勒、萨达姆还十部百倍的恶魔。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实行社会隔离、政治压迫、经济剥夺、文化愚弄。例如，人为地划分社会阶级，人为地制造城乡二元结构，迫害社会精英和民主党派，推行农奴制和工奴制，结成红色圈子，实行个人崇拜，屠杀学生，谋杀胎儿，等等。

在巨大黑帮的统治下，中国民间也很流氓，可以说是无赖小人遍地、霸道恶人盛行。当年的红卫兵以及后来的造反派几乎都是如此。现在，他们变老了、传人了。他们公然哄抢车祸现场的农副产品，连警察都阻止不了。他们撕打运行中的公交车司机，居然拒不认错。家庭暴力比比皆是，校园暴力屡见不鲜。在这个国家，坏人坏事流行，好人好事却很难做了。老年人摔倒了，小孩子被打了，几十人、几百人只是围观，不愿或不敢出手相救。在新中国，大流氓与小流氓互相勾结又互相排斥，形成恶性循环。大流氓也搞什么 “打黑除恶”，但他们本身就是黑恶势力，所以，他们搞的所谓“打黑”就变成了“黑打”。

六个黑帮主义社会与六个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轮流更替。当然，黑帮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都分为不同的程度和等级。例如，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是高度的黑帮主义等级。

同时，社会形态也可以采取相反的状态：君主专制社会是黑帮主义社会，但在政通人和的时候就处于社会主义状态。

二、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

在社会历史的两分法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的政治学意义是“造反有理”，但是，马克思不是从道德意义上批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消除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么，消除资本主义以后，建立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原来，马克思具有“自由和正义、平等和博爱、民主和合作”的普世价值，但在反对流氓价值的时候也染病了流氓价值。他的理论体系非常狭隘，首先是商品经济和资本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和诡辩，这反过来强化了马克思的流氓价值。马克思将剥削消费者与剥削劳动者混为一谈，同样，马克思也将资本家和企业家混为一谈。马克思还将剥削与克扣混为一谈，并将经济学问题与法律学问题混为一谈。马克思也不知道商品经济的历史使命，具有的只是经济平均主义特别是经济民粹主义理念而已。马克思不是寄希望于商品经济的创新发展和资本经济的革新改良，而是在对所谓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行道德绑架和政治绑架以后，采取流氓手段予以消灭。

列宁就是这种流氓主义的首恶，斯大林就是这种流氓主义的巨恶。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例如，恩格斯，卢森堡，陈独秀、邓中夏，当时信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他们的革命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进步性。但是，因为中共是苏联的纳粹培养和训练起来的，他们也被染缸同化了。有些人，例如斯大林、毛泽东，本来就有恶霸本性、家长作风，当时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只有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可以在黑帮中胜出。所以，他们将建立更黑更恶的黑帮主义社会。所谓的苏维埃，所谓的新中国，新中国在形式上、名义上是“现代社会主义”、奉行普世价值，但实质上、实际上是“现代黑帮主义”、奉行流氓价值。当年，纳粹德国就是纳粹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在希特勒反对波兰战争侵略波兰的时候，斯大林在另一面也反对波兰战争侵略波兰，并且更加残暴，其黑帮嘴脸暴露无遗。今年香港的“送中”与“反送中”斗争中，黑色中国、黑帮中共的嘴脸暴露无遗。

马克思并没有很明确的暴力革命的战略，而一次次革命被镇压以后，马克思就特别强调暴力革命路线。这是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他们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修正主义”，结果就强调所谓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暴力专政。

修正主义认为，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就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社会主义政党就不用搞暴力革命，而应该选择和平的道路，走议会路线。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修正主义的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他们的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不断的取得成果，以至于，在20-21世纪，这种模式在全世界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模式。而且，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后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西方社会主义模式。

当时，马克思将这种修正主义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并将暴力革命路线的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等东方国家，而他的希望恰恰没有落空。首先是列宁他们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然后，是毛泽东他们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以至于，不仅建立了强大的东方阵营，还让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开花结果。但普遍情况是，建立的就是更黑更恶黑帮主义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东方社会主义模式。

与此相关，就存在西方阵营。西方阵营是现代黑帮主义叠加现代社会主义，并不断地向“后社会主义”前进。

而东方阵营，在名义上、形式上是现代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实质上是现代黑帮主义，并且是更黑更恶的黑帮主义，而且越来越极端甚至越来越绝对。

在东方阵营，南斯拉夫联盟的模式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东方阵营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模式。

三、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

苏联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非常严重，他们坚决排斥、严厉打击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和平改良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模式，导致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大分裂、大对抗。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内部，对于不同的路线坚决排斥、严厉打击，例如斯大林对于布哈林的坚决排斥、严厉打击，也导致了社会主义力量的大分裂、大对抗。

这种情况，在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也发生了，特别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也发生了，损失非常惨重。也许，这是暴力革命模式的代价，也是现代社会主义模式的宿命。当然，这更加暴露了所谓新中国的更黑更恶的黑帮主义国家的本质。

现在，我们讨论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他的坚持和反对，几乎是教条主义的。这不是说，列宁主义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譬如说，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列宁或多或少具有马克思那样的性急。譬如说，他说，帝国主义是将死的资本主义，但帝国主义经过百把年了，还是好好的。当然，这是理论。那么，列宁在实践方面有没有性急的问题呢，有。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就推行了“军事共产主义”，但很快就取消了、并大幅度后退，实行了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新经济政策”。以至于，半个世纪以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都实行了类似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在列宁、毛泽东的理论中，修正主义一直是一个贬义词，新经济政策也只是权宜之计。

实际上，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地方是修正的。譬如说，列宁认为，那个过渡时期不是很短，并且将那个过渡时期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而在此之前，马克思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甚至反对社会主义概念。后来，斯大林、特别是毛泽东正式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而且这个社会阶段是漫长的。邓小平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是漫长的。这看起来只是一个观念问题，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涉及路线和政策。

这种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就是现代社会主义，其经济特点本来应该是“混合经济”、也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公有制是作为主体的，虽然主体也是有弹性的；而且，公有制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例如，采取责任制形式、承包制、租借制、等等。另外，个体经济，形式是私有制，本质是公有制，也是混合经济的表现形式。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种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就是混合经济、也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政策。当然，在这里，公有制成分的比例很低。比较起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比较单纯的公有制经济，两极分化也不严重。

后来，就是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模式否定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特点是 混合经济、也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主要就是中央集权的国有经济。本质上说，斯大林模式是“君主专制主义”。所以，借用毛泽东“社会帝国主义”的说法，斯大林模式是“社会君主专制主义”，其“君主专制社会主义”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只是从形式上说，斯大林模式还是现代社会主义，但本质上就是现代黑帮主义，甚至是历史上最黑黯、最野蛮、最愚昧、最残酷的还帮主义时期之一。

与斯大林模式对应的模式就是布哈林模式，就是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文化体制。所以，布哈林遭遇斯大林的残酷打击、冤打成招、迫害至死。在三十年的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杀害了除斯大林自己以外的全部15大政治局委员、除去世5人以外的全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斯大林还枪毙了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集团军将领的3个、甚至12个二级集团军将领的全部。赫鲁晓夫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其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再后来，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模式就是“社会官僚垄断主义”。从勃列日涅夫开始，官僚们就依次坐庄。

实际上，官僚垄断主义者、特别是君主专制主义者的天然倾向是，将国家的所有财富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公有制是他们控制财富的最好途径。他们只是利用“社会主义” 搞“君主专制主义”或“官僚垄断主义”。当然，这是一种批判性的说法，他们原来并没有这么计划，但他们走着走着，就将“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变成“现代社会主义”的现实，而这个“现代社会主义”甚至比古代阀人主义还黑黯、野蛮、愚昧、残酷。其实，在没有民主制、多党制、多长制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正如，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中国也就是苏联，是更黑更恶的现代黑帮主义。苏联出现了大饥荒，中国也出现了大饥荒。苏联出现了大清洗，中国也出现了大清洗。苏联搞纳粹，中国也搞纳粹。苏联搞军事共产主义，中国也搞军事共产主义。

斯大林批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也批判南斯拉夫的自治体制。比较而言，南斯拉夫的自治体制，真正而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考察过南斯拉夫模式，但是没有采纳南斯拉夫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南斯拉夫模式的缺点已经暴露无遗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放弃斯大林主义。

四、软着陆与硬着陆

已经错误了，不能一错再错，只能将错就错，并实行软转型与硬转型、软着陆与硬着陆。

这将需要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南斯拉夫的自治体制是最早反思和批判斯大林模式的。这种反思和批判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理论方面，以标准的、完整的“后社会主义”、甚至发达共产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所有制”、等等，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国家所有制理论，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公有、等等；二是，在政策方面，针对斯大林模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将经营管理的权力下放到企业，允许个体经济和自由贸易、等等，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等等。这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比较合理的模式，既具有“后社会主义”的理念，也照顾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现实，还合乎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点，是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微观主义标准模式，其实也是另一个极端的模式。南斯拉夫的这种模式，被斯大林严厉批判为修正主义。斯大林的批判是错误的。当然，这种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其优越性也就是局限性，例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没有结合好，后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不一致，等等，但最大的问题是，它同样没有解决好所有制主体缺位的问题。最后，这种模式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必然失败了。

因为种种原因，包括理论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以及刘少奇的这一个取向，他急于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即使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情况，大体上仍在现代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以至于，时至今日，刘源仍然提倡中国应该回到新民主主义时代去。但是，毛泽东觉得不过瘾，很快就刮起“共产主义风”了，实际上是实行从现代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硬着陆

毛泽东将赫鲁晓夫批判为修正主义，其实，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与列宁的修正主义一样，也是合乎实际的考量。譬如说，与西方的和平竞争战略，就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的实际情况。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政策问题，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之间，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个人的复合就是赫鲁晓夫。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工程。在古代，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都是如此。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是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的“后社会主义”，这要在生产力非常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毛泽东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并不是“后社会主义”，而是与现代资本主义并存的所谓现代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为的、暴力的过程。理论上说，苏联的革命，如果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根本就很难成功，中国革命也是如此。

实际上，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软着陆”，一是，从苏联革命模式到中国革命模式的软着陆，二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软着陆。实际上，中共八大就决定从革命到建设的中心转移，结果出现了“反右”，重启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模式，软着陆失败。如果毛泽东能够将新民主主义政策、也就是现代社会主义政策坚持下去，就像刘少奇坚持的那样，就可以实现从现代黑帮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的软着陆。遗憾的是，这也成了一个伪命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软着陆就会直接威胁斯大林模式。

实际上，苏联的赫鲁晓夫，中国的刘少奇，就有这么一个从革命到建设的软着陆取向。所谓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就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并存的事实，就是为了实现从现代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软着陆。虽然赫鲁晓夫不知道西方的道路是从现代资本主义往“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但是，他内含了、至少是暗示了这么一个发展态势。   

刘少奇被毛泽东批判为修正主义，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当时估计是二三十年，然后再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严重步骤。这是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1951年，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刘少奇认为，新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赞成急于向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过渡。而遗憾的是，刘少奇恰恰说对了，不仅非常现实，而且富有远见，但是没有实行他的意见。毛泽东说，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批评刘少奇的思想还停留在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时期。1957年，本来是在共产党内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结果变成了党外运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导致了很多冤假错案。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没有软着陆，反而进行急升空。

也许，这是暴力革命模式和现代社会主义的宿命，要实现从现代社会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软着陆是非常困难的。在苏联，赫鲁晓夫的取向失败了，最后发生剧变，苏联的现代社会主义崩溃了。在中国，毛泽东以后，邓小平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取向，但将斯大林模式和布哈林模式的缺点结合起来了，导致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大。现在看来，中国要实现从现代黑帮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软着陆。

新中国建立以后，很多的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与毛泽东的观点和政策都不一致，例如，包括周恩来、陈云、等等，不同意毛泽东在路线和政策方面的极端和性急。但是，他们都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甚至在好几次会议上作检查都过不了关。这就出现了 “大跃进”、“共产风”的严重错误。高岗在“五马进京”中一马当先，差不多与刘少奇平起平坐，与毛刘分歧就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大跃进“过热”的问题在“反右”之前就存在了，而这种过热却是作为“硕果累累”解读的。大跃进以后，刘少奇就提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政策，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61年，《农业六十条》基本上解决了激进、性急、过热、等等问题，基本上是现代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现代社会主义模式让中国在1962-1966过上了比较安康的日子。刘少奇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刘少奇的形势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 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说：“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虽然《农业六十条》内涵了一些极左的内容，但还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具有多种经济成分的意思。实际上，《农业六十条》有两个版本，一个是60.版，那是毛泽东制定的，极左的东西比较多，例如保留公共食堂；然后，刘少奇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才出现61.版。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也是对于61.版的反攻倒算。

这不是说，中国在1962-1966期间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些问题自始至终没有解决，那就是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等问题。中共中央也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厉进行纪律和法律处理、等等，但总是解决不了问题。根本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没有从建立和加强民主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因为其本质是黑帮主义。新中国虽然是所谓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人民并没有真正具有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腐化堕落等问题，即使在单一的公有制条件下都是问题，更何况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所以，1962-1966期间，中共中央开展了反对腐化堕落等问题的“四清”运动、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在城市中是“反贪污行贿，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四清”运动不仅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在问题的定性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干部的腐化堕落，本质上是正义的贤本家变成了负义甚至反义的贤本家。“四清”运动应该是正义的贤本家、资本家与负义甚至反义的贤本家、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资本家或资产阶级的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毛泽东却将问题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非常坏的事情。毛泽东甚至认为，当时的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在农村中开展了所谓的夺权斗争，甚至对所谓的阶级成分都进行重新划分。当然，农村肯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但是，两极分化的程度是很小的。即使发生了两极分化，也不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而是“多资阶级与少资阶级”的两极分化。实际上，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多资阶级与少资阶级”的分化是必然发生的，发生两极分化也是不可怕的。而且，当时农村发生的两极分化，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如果有不合理、特别是不合法的问题，那主要是因为不民主而导致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导致的。但是，毛泽东不这么认为。毛泽东进一步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在基层和下层搞“四清”、“社教”已经解决不了了，必须在上层、特别是中共中央解决，因为中共中央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确，中共中央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也就是斯大林模式（毛泽东为代表）与布哈林模式（刘少奇为代表）的派性，但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派性。

怎么办呢，毛泽东决定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1966年，毛泽东发起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来，软着陆就完全失败了。

一九八九年，中国又有一次软转型、软着陆的好机会。但是，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上到下，从根本到群众，从警察到公民，都支持天安门大学生的伟大举动。但是，

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垄断主义家族对大学生实行残酷镇压，软着陆又一次失败了。

五、软暴力与硬暴力

到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从正面看待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

从反面看，毛泽东思想只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主义。 

在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方便搞君主专制主义和官僚垄断主义，于是就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和勃列日涅夫模式，这实际上就是纳粹。所以，社会主义这个好东西与 “君主专制主义”和“官僚垄断主义”两个坏东西竟然紧密结合起来了。虽然斯大林模式与布哈林模式的矛盾在新中国一直存在，但与“软着陆”和“硬着陆”两条路线的矛盾纠葛在一起，经过几年的发酵，终于在“文革”中激烈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文化”革命，其实，一开始就充满了暴力，包括“软暴力” 和“硬暴力”，这就使文化革命走了味。或许，这是暴力革命模式的宿命。

所谓“硬暴力”，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采取暴民搞法，搞人海战术，大声压小声，不让对方说话，动不动就是批斗、游街，动不动就罚跪、打人，等等；二是，采取暴力工具，公检法系统为红卫兵、造反派的非法行为提供方便，特别是军队提供方便、甚至直接参与。譬如说，将刘少奇从家里抓去批斗，如果不是军队提供方便根本就做不到。邓小平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受残酷批斗，是因为毛泽东将邓小平交给了控制 8341 部队的汪东兴管理。

所谓软暴力，就是内含着霸权逻辑和独断语言，扣帽子、打棍子，譬如说什么“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实际上，从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开始，其语言系统就充满了“软暴力”。新中国建立以后，从高岗到彭德怀，从胡风到习仲勋，从彭真到刘少奇，都以“反党”的罪名打到，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党，有些人根本就没有错、甚至非常正确。至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说什么“共产党内部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说什么刘邓派工作组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软暴力、霸权逻辑和独断语言。其实，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的举措只是新中国黑帮主义的正常举措。文化大革命的话语，包括大字报，实际上就是一种软暴力。例如，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自始至终都是霸权逻辑和独断语言。

其实，在 1964 年，中共中央就开展了文化革命，但当时的文化革命只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事情，具体负责的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也一直在搞“文化”革命，哦，不，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什么“革命”，至少将文化教育控制在一个大体上健康的、正常的状态，至多是进行文化改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是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批评《海瑞罢官》开始的，而批评一开始就不是以正当的途径进行的，而且，所谓的批评也不是文化批评、而是政治批评，扣政治方面的大帽子，说什么《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也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其实，彭德怀的问题，并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是所谓的反党问题。而且，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刘少奇，而刘少奇与彭德怀是“势不两立”的，刘少奇一直是“坚持”不给彭德怀平反的。再说，刘少奇的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他没有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在毛泽东的《农业六十条》中体现了，更何况效果是好的。由于彭真坚持原来文化革命的正确立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毛泽东就将彭真等人打到了，建立了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

我们可以从三个实体讨论“文革”的错误：一是，红卫兵、造反派的错误，二是，

“走资派” 的错误，三是，“走社派”的错误。红卫兵、造反派是错误的，他们不少人是愚民、刁民。当然，红卫兵、造反派也是分派系的。“走资派”的错误是其次。所谓的走资派，就是坚持布哈林模式的路线和势力。因为邓小平、刘少奇他们也有错误，所以，毛泽东可以指挥红卫兵、造反派打到他们。最大的错误是“走社派”的错误。所谓走社派，就是支持毛泽东路线的势力，说白了，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的势力。毛泽东不是说刘少奇是走资派吗，刘少奇并没有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啊，他的每一步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的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都是通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研究同意的。而最后，刘少奇被打到的罪名，并不是什么走资派，而是“叛徒”什么的。想想看，“走社派”中的，林彪集团的错误还不大吗？江青集团的错误还不大吗？而他们的错误，归根结底，都是毛泽东的错误。

六、总体改革与重点改革

发生文化大革命，是因为社会各个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发生了好多次了，1957年“反右”就是如此。只是，“反右”主要是党外的矛盾，“文革”主要是党内的矛盾。以至于，时至今日，官方还担心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

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总体的改革，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矛盾。

进行总体改革，首先必须解决“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总体的改革，就是为了进入“后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从“现代黑帮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的软着陆。

因此，要进行总体的改革，重点是政治人事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实行多党制和多长制。

关键是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君主专制主义、官僚垄断主义以及刁民主义、愚民主义的恶果，而这关键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多党制和多长制，就是为了消除君主专制主义、官僚垄断主义、刁民主义、愚民主义。

如果说一党制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那么，一长制就是独裁主义的工作体制，二者是紧密关联的。一长制与一党制都将公权力作为个人或团体的私有财产。

如果说，多党制是现代政治的特征，那么说，多长制是“后现代”政治的特征、也就是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特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多党制，推行多长制。

多党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反对党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发明。所谓党，必须是多党。如果只有一个党，那么，这个党要么是黑社会、要么是超政府，最可怕的是二者都是。如果一党制是以暴力保证的，那么，这个党就一定是二者都是。所谓反党的罪名，其实是专制主义的提法，因为反对党本身就是反党的嘛。反对党的意义，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天敌的意义。没有天敌，生物就会疯长而灭亡。一党制，哪怕是所谓的 “全民党”，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资产阶级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就有权力建立自己的党派。即使不存在资产阶级，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可以建立不同的党派。资产阶级不是也建立了不同的党派吗。所谓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党派，不是专制主义的观点，就是教条主义的观点。多党制的意义在于，让反对党以公开的、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反党，不需要以隐蔽的、暴力的、非法的方式反党。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情况不是很好吗？共产党既然那么伟大，就不怕什么多党制、反对党。即使不小心成为了反对党、在野党，仍然可以成为执政党、领导党的。如果担心开放党禁会造成大的冲击和混乱，可以搞多步到位嘛。

实际上，一长制既是专制主义之头、又是专制主义之尾，甚至就是专制主义的全部。一长制的弊端很多、很大，以至于，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都对一长制进行过改革，例如设立两个宰相，或者，实行元老院体制。因此，在实行多党制的同时，要实行多长制。多长制的机制与多党制的机制是一样的，多长制可以扩张多党制的好处，让正义的贤本家更多、更大、更正义，让社会更具有民主、法治、科学、合理。多长制的直接好处是，可以克服君主专制主义、官僚垄断主义，因为“一长制”是君主专制主义、官僚垄断主义的温床。多长制的间接好处是，有利于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好人才、出高人才、特别是出卓越人才、绝顶人才。多长制起码可以将更多的智慧和热情贡献于公共事业，特别是，本身就具有优胜劣汰、良性循环的机制，并具有及时有效的互相监督机制和互相考核机制。“多长制”甚至可以克服多党制的不足，例如，它具有直接的、及时的、有效的互相监督机制和互相考核机制，而多党制没有这样的机制。最起码的一点是，多长制比一长制更难作坏事，因为涉及“囚徒困境”。如果一时间不能实行多党制，那么，我们就先实行多长制。虽然“多长制”也有缺点，但其优点是主要的，而其缺点也是可以克服的。因此，在公权力领域，要普遍实行多长制，改变原来的一正几副体制，不设一个副职：可以设五个正职，其中一个法人代表。四个正职共同决定大政方针，平时轮流值班，急事临时协商。法人代表没有实权，只有在四个正职无法形成决议多数【例如

3比1】的情况下，才具有表决权。

个人–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社区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容互补、互利双赢的。通过改进基布兹，形成以大生活公寓主体、度假村群落为补充的社区自治-互助模式，实现个人与社会、左派与右派的无缝焊接，是建设新新中国的合理途径之一。

关键词：基布兹，合作社；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黑帮主义；自由联合体，服务社会化，土地立体化，大生活公寓，度假村群落

小标题：

一、从“基布兹”说起  二、个人、个人主义   三、社会、社会主义  

四、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五、改进和扩张“基布兹”

    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容互补、互利双赢的，因为社会是个人的自由联合体。基布兹就是这样的自由联合体，但基布兹还有不少缺点。通过改进基布兹，形成以大生活公寓主体、度假村群落的中国社区模式，实现个人与社会、左派与右派的无缝焊接，是建设新新中国的合理途径之一。  一、从“基布兹”说起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集体”的音译，人们一般把它译成“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等。

2013年，以色列就有274个基布兹，工业产值约120亿美元，占全国的9%；农业产值75亿美元，占全国的40%。虽然其它国家也有公社企业，但没有任何国家让自愿的集体社区承担如此独立的自治权。基布兹遍布以色列全境，大的基布兹拥有 2000 人以上，小的只有200人左右。

基布兹的目标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起来的乌托邦社区，工作没有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人们可以自愿加入、也可以自愿退出基布兹，退出的时候可以领到一笔退出费以回报对社区的贡献。公共食堂是基布兹的中心。每个基布兹成员都在公共食堂就餐。吃饭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多种主副食由每个人自己挑选。基布兹建造了各种必要的生活设施，尽量满足每个成员的要求。基布兹成员的住宅大多为花园式的二层别墅，未婚者也都有单间住所，房间内的一切全部从基布兹领取。附近有游泳池、运动场、俱乐部、文化室、洗衣房、育婴室、托儿所、幼儿园、少年之家、老年之家等。基布兹的执行机构是秘书处，行政领导是秘书长。秘书长下设几个专门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生产计划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各委员会的委员则由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基布兹成员轮流兼职担任。

秘书长和各委员会主任都由基布兹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2年至3年，专职专任。有关基布兹的各种重大问题均由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基布兹每周六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批准接纳新成员，对管理者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等等。

基布兹是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奉行“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合作、正义”的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基本上实现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因此，以色列许多精英人物都来自基布兹，要么生活在基布兹，要么成长在基布兹，要么出生在基布兹。

1948年建国以后，8位总理中有4位来自基布兹，他们是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在工党执政的29年中，其内阁成员的1/3都来自基布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

当然，基布兹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有些社区进行了私有化，有些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改进基布兹，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无缝焊接，就是基布兹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二、个人、个人主义

个人是与社会对应的实体。

个人，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原子，原则上是独立自主的自由民。

当然，这是原子论哲学1的定义，就是将个人看成是社会不可分割的最小实体，一个一个是个体，而且，个体是没有内部差别和外部干扰的。就像“理想气体”，其中的分子是一个一个的自由个体，其整体等于自由分子的简单和。如果个人与个人互相干扰，那么，个体就会变形，1+1可能大于2或小于2；即使等于2，也不是（1+1），而可能是（1.2 + 0.8）。

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的核心利益为导向的模式，例如利己主义、自由主义。例如，因为个人是一个一个的，所以，提倡一人一票、一夫一妻的平权主义。

当然，不是极端意义的个人主义，更不是绝对意义的个人主义。如果是极端意义、绝对意义的个人主义，那么，就可能走向反面。例如，可能追求无政府主义，或者追求君主专制主义。

三、社会、社会主义

有个人，就有社会。

所谓社会，就是若干个人自愿结合的共同体，也就是马克思的所谓“自由联合体”。

如果说，个人是原子论哲学1的实体，个人与个人是“相同”的关系；那么，社会就是系统论哲学3的实体，个人与个人是“相亲”的关系；因此，社会就可以像儒家说的那样“和而不同”。当然，这个社会也是一般意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不是黑社会，也不是集中营。

有社会实体，就有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的核心利益为导向的模式，例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合作、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基布兹人长期过集体生活，所以，集体观念比较强，而家庭观念比较较淡。

同样，这个社会主义也是一般意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不是极端的、绝对的社会主义，例如，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四、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在矛盾论哲学2那里是矛盾的、冲突的；而在总体论哲学4 看来，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共和的、互补的，，二者在根本一致的。

社会主义只与极端的个人主义、特别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发生矛盾、特别是冲突。这实际上也是“大总统定律”：如果个人主义“全面并自洽”，那么，自由主义就可以与社会主义“互换且全等”。因此，虽然自由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但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因此，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合作、正义六个基本点就是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

其中，自由和正义是两个根本价值。或者说，自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最初标准和基本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共同体就不是大家庭、而是集中营。正义，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标准和根本意义，所谓正义，首先是合理性，然后是进步性，最后是总体性。如果没有正义，这个共同体就不是大家庭、而是盗匪帮、集中营，都会发生自性危机而分崩离析、自取灭亡。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能够提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主义口号，因为当时革命是正义的。社会集团和社会斗争的最大问题，是正义集团与反义集团的关系。社会斗争，经常在正义集团与反义集团之间进行，而且规模最大、时间长久。

平等和博爱是两个实质价值。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博爱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与佛教的慈爱、耶教的博爱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且都是最高准则。

民主和合作是两个根本价值。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合作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民主主要是政治方面，是政治方面的合作制，例如，政权就是公权；合作主要是经济方面，是经济方面的民主制，例如，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民主治理结构。在专制条件下，因为没有民主，公有制就会成为了官僚所有制甚至皇帝所有制，并且成为最大的私有制甚至最坏的私有制。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公有制，但不一定反对私有制；在一定情况下，社会主义还鼓励私有制的发展；即使否定私有制，也采取合理合法、有利有节的原则。

西方比较发达的消费合作社，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实体，被定义为“兄弟姐妹般” 的大家庭，奉行“自由和正义、平等和博爱、民主和合作”的三联价值。实际上，基督教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教义，也内含“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合作、正义”的普世价值。

那么，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形态，就是黑帮主义。黑帮主要就是四种人：官方的专制君主、垄断官僚，民间的霸道恶人、无赖小人。所谓黑帮主义社会，就是专制君主、垄断官僚（简称ZL集团）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或者说，就是奉行流氓价值的社会。所谓的流氓价值，就是专制垄断、贪污腐败、脸厚心黑的价值观。在黑帮主义社会，ZL集团对人民群众实行社会隔离、政治压迫、经济剥夺、文化愚弄，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当然，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肯定也有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理性决策来解决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甚至冲突。例如，在个人损失大而社会损失小的情况下，可以倾向于个人主义，反之，可以倾向于社会主义；如果损失相当，就可以实行双赢、甚至多赢，实现帕累托改进或者帕累托最优。

五、改进和扩张基布兹

基布兹也有缺点，例如自由度、灵活性、开放性、差别性、扩张性不够。譬如说，在富庶和繁荣中长大的基布兹年轻一代希望自己有小汽车，希望有更多的钱到国外旅游。

他们对基布兹狭小的天地感到不满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和渴望。有部分年轻人在服兵役或到高等学府深造后，不回到土生土长的基布兹，而是到大城市去工作。

    那么，改进和扩张基布兹，就可以建设新新中国的自治-互助社区模式。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举措：

  1. 建立大生活公寓，以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改造小众化酒店式公寓，大幅度节约开支，增加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建设大众化酒店式公寓：一是，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问题，套房原则上不设厨房和餐厅，也不设多余的房间，更不储存多余的生活用品；二是，不追求豪华，而追求效益和环保；三是，家庭空间比较小，社区空间比较大。四是，全面的彻底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五，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体系。六，实行生活、生产、生态的良性循环，实现零垃圾、零浪费、零污染。这样的住房体系既紧凑又宽裕、既增加收入又减少开支、既节约资源又保护环境。建设这种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可以节约 40%左右的一次性住房投资、30%左右的日常开支，并可以减少 60%左右的家务劳动、70%左右的生活垃圾，还可以增加就业。以后，要以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方式建立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有关的优惠政策都放在发展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方面。在农村的乡镇和村镇，也要推行大生活化的酒店式公寓。
  2. 如果建立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用于常住，另建一些更丰富多彩的、更豪华高级的别墅用于度假，还在酒店式公寓内部，也可以建立少量带有厨房的套房，那么，效益更好、感觉更好。当然，社区公寓实行服务社会化，为别墅和别墅提供支持，改变其“小生活”特性。
  3. 改造“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实行多栖生活方式。现在，我们的住房，几乎全部是“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在大力发展大众化的酒店式公寓以后，这些“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就可以改造为别墅。两个“小而全”的套房改造为小型的别墅。两个“大而全”的套房改造为大型的别墅。城市的“小而全”、“大而全” 的套房改造为城市别墅。乡村的“小而全”、“大而全”的套房改造为乡村的别墅。这些别墅，一般不是用来买卖和长住的，而是用来出租和度假的。这样，人民就可以实现多栖生活方式，大幅度提高福利水平和幸福水平以及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
  4. 建设高速公路生活带，发展土地立体小城镇。高速公路是中国非常难得的优势，新新中国应该发挥这个优势。依托高速公路发展小城镇，形成高速公路生活带，可以有效地解决公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并可以扩张城镇的时间和空间，改良城镇的生态和环境，提升城镇的风格和品味。

    通过土地立体化，利用拱形力学结构，发展上层农场-下层农居的双层体系，发展小城镇群体，相当于廉价地再造一个中国，使中国宽裕更宽裕、人民幸福更幸福，仅此一项就可以解决中国一小半经济问题，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的意义也非同小可。

  • 建立生产合作社战略联盟，实行多栖工作方式。消费合作社战略联盟建立以后，就会对于有选择地以控股为主的方式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大城市和风景名胜附近建立企业，建立生产合作社战略联盟。合作社的会员可以轮流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工作。找一个工作，换一个地方。工作就是休息，旅行就是游乐。这样，人民就可以实现多栖工作方式，大幅度提高福利水平和幸福水平以及工资水平和收人水平。
  • 利用现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创意、创研、创业三合一的“3CY”投资基金和孵化平台。投资基金低息为3CY提高资本支持，孵化平台免费为3CY提供平台支持。

贤本–资本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公司模式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这个范畴过于狭义，对应的“贤本主义”范畴更根本、更关键、更广大。本文以“大总统定律”对资本、资本主义和贤本、贤本主义进行了阐述，提出“贤本优先、兼顾资本”的原则，超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践发展

“法郎吉”模式，中国公司模式将采取标准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和年薪责任制模。

关键词：法郎吉模式，大总统定律；资本主义，贤本主义；年薪制，责任制；股份合

作制，消费合作社

小标题：

一、从“法郎吉”说起   二、资本与资本主义   三、贤本与贤本主义   四、企业家与资本家   五、贤本优先 兼顾资本六、实践和发展“法郎吉”

马克思没有“贤本”理论，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的批判比较片面而且刻薄。本文以 “大总统定律”对资本、资本主义和贤本、贤本主义进行了阐述，并从责任制关系阐述了年薪制，提出“贤本优先、兼顾资本”的原则，超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建立新新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为焊接中国社会经济的大撕裂，应该改进“法郎吉” 模式，采取标准的股份合作制和年薪责任制模式。

一、从“法郎吉”说起

傅立叶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他两百多年前批评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用“法郎吉”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就认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完全可以消除，并且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但他当时被认为是“脑残”。

“法郎吉”来源于希腊语的“队伍”一词,意为严整的步兵队伍。在“法郎吉”中，没有工农差别，没有城乡差别，劳动将成为一种享受，每个人将根据劳动得到公正的分配。傅立叶设想: 每个法郎吉1620人，面积1平方英里；除劳动者外，资本家也可以入股参加。扣除公共费用后的集体收入，按照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比例为：劳动5/12，资本 4/12，才能 3/12。他还为”法朗吉”绘制了一套建筑蓝图，叫”法伦斯泰尔”，中心区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等，中心的一侧是工厂区，另一侧是生活住宅区。

傅立叶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尽管他本人并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但他对资产阶级建立的理性王国的思考和批判，其生动、犀利和深刻程度令人惊叹。他对于未来美好社会的设计更是令人惊叹。以色列的“基布兹”其实就是傅立叶“法郎吉”模式的现实形态。

法郎吉模式主要涉及资本家、企业家以及资本家、企业家与劳动者的关系。那么，为了实践和发展法郎吉，我们应该更深入严密讨论资本与贤本理论。

二、资本与资本主义

  1. 资本与成本

资本，也称物本，通俗地讲，是与贤本对等的事物或事务，包括土地、矿山、动物、植物、房产、设备、货币、股票、债权等等，或者说，这些事物都可以充当资本，资本首先是用品范畴，但必须是上升到商品范畴，也就是说，资本是用来嫌钱的，是一种本钱，其基本特点是相对稀缺。地面上的空气有效用，但不稀缺，无效用优势，所以不成为商品。就是说，资本必须是稀缺的，你有而别人没有，而没有资本就办不成事、赚不到钱。如果资本过剩了，或者，如果资本找不到用途，例如，生产线是多余的生产能力，那么资本就不作为资本，资本就不能作为筹码，资本也就赚不到钱，就会降格为用品，

甚至连用品也不如。在经济过剩危机发生时，大量的商品被销毁，就属于这种情况。

  • 资本与产权

资本作为成本，有权参与红利的分配，首先是因为它们本身作为一种产权实体存在，因为权与利是相关的：权是前提条件，利是实质内容，缺一不可，没有权就不可能得利，不得利就无所谓权，哪怕“权”只象征性地收一分钱的利。通常，把资本和产权结合在一起的范畴，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是通过生产获得增殖或附加的，首先表现为生产资料。但实际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只是资本产权的外在形式。资本产权的内在实质是消费资料所有制，这是因为，首先，生产资料最初来自于消费资料，其次，生产资料最终又归结为消费资料，也就是表现为，资本所有者，可以用分得的红利来购买更多的消费资料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资本所有者发展了生产却仍然过着贫苦的生活，那么资本的意义就丧失了，就如同资本所有者有产权但不分红利一样。再怎么说，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本身也是可以转换的，它们之间没有不能转换的障碍和鸿沟。

  • 资本者与资本家资本者，简单地说，是资本的所有者，但资本者与资本家是不同的。

资本者大致分为三种人，一是拥有平均资本的人。二是，拥有的资本少于平均数的人，三是，拥有资本超过平均资本的人，即“资本家”。土地主是古典的资本家，工厂主是现代的资本家。因此，资本家是资本最为富有的那一部分人。当然，资本家只可能是极少数人。而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是贫困者甚至赤贫者。

资本家，大致包括这些人：大额的股票持有者，大额的债权持有者，大额的货币持有者，以及大额的房产、地产、矿山持有者，等等。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益最大化的主张，例如按资分权、按资分利。真正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家。资本家也意味着私有制，私有制意味着资本家。

拥有平均资本的资本者，充其量只是个体经营者，他们与个体制联系。个体制是资本与劳动结合的形态，个体制并非私有制，个体户也不是资本家。个体制形式上是私有制，实质上是公有制，因为它是资本与劳动对等结合的形式，而公有制的本质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等结合。

      三、贤本与贤本主义

  1. 贤本与成本贤本，也称知本，是与资本对等的人品类事物或事务。

贤本，作为一种本钱，要能赚钱，首先必须是用品，具有效用和费用，然后作为商品，具有效用优势和费用附加。贤本作为用品，具有效用，表现为人的体商、智商、情商以及外在美和内在美等方面。外在美，如貌美、健美等等。内在美，例如诚信、正直等等。当然，审美与审丑是相关，丑貌也具有某种效用。相应地，贤本也必须以一定的费用支持。但是，贤本必须上升到商品层次才能够作为与资本对应的商品经济范畴。首先，它必须具有效用优势，智商和知识必须是较高的，或者说，这种智商和知识必须是稀缺的。例如，如果学化工的大学生太多了，则必有部分大学生不能作为贤本，不能上升为商品，甚至因长久失业而荒废了，连用品也不如。其次，贤本必须能够作到费用附加，否则，贤本就不能与资本相应，就上升不到商品，就可能下降为用品甚至连用品也不如。例如，维特人的生存必须有一定的费用，如果这个人给人打工，仅能维持生存，那它就不是贤本和商品，而只是用品，甚至连用品也不如。贤本作为商品经济范畴，不仅能够象资本那样收回自己的投入或付出，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费用附加即利润，从而实现自己的扩大再生产。

  • 贤本与产权

贤本也可以与产权联系，而形成人力所有制，这与“人力资本”的提法也有关联。只是，人力资本天性就是“个人”的。因为贤本既是客体又是主体，而不论是客体或主体，它都是个人。当然，私有制与个体制是有区别的。如果个人拥有的贤本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则其产权形态是私人所有制，平均水平则是个体所有制，例如股份合作制。

  • 贤本者与贤本家贤本者，简单地说，就是贤本的拥有者，但贤本者与贤本家是不同的。

贤本者，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种人，一是，拥有平均贤本的人，二是拥有的贤本小于平均贤本的人，三是拥有的贤本大于平均贤本的人。拥有的贤本大于平均贤本的人，就是“贤本家”，在全国是极少数人。

贤本家，是指天才、地才、奇才、怪才，例如怪丑或奇美的人。通常，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武术家、医术家等等，凡是能够称得上“家” 的人才，都是贤本家。所谓知本家，就是从知识视角讲的贤本家。企业家曾经被称为资本家，其实不然。真正的企业家，是那些依靠自己杰出或卓越经营管理才干为企业获得丰厚利益的贤本家，即杰出或卓越的职业经理人。当然，企业家也可能本身就是资本家，正如资本家也可以本身就是贤本家一样。企业家可以通过租赁或货款等途径从事实业，而不必本身就拥有大量资本。实际上，人才家往往以贤本与资本合作，或以贤本转化为资本从事实业，例如专利发明人以专利这一贤本与投资人合作创办企业。

所谓贤本主义，就是贤本利益最大化的主张，例如，按才分权，按才分利。

四、企业家与资本家

所谓资本家，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食利者。譬如说，资本家将资本存入银行，他吃利息。或者，将企业租给别人，他吃租金。这与他自己兼企业家经营管理自己的企业，关于成本与利润的道理是一样的。  

利息或者租金可以理解为剥削，但资本家不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剥削了劳动者。资本家只是剥削了企业家。而企业家也没有剥削劳动者，而只是剥削了消费者。资本家可能放高利贷，但也不是剥削劳动者，并且也不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是法律学而不是经济学问题。而且，时至今日，存款利率已经很低，出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资本家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了。

企业家也没有剥削劳动者。其实，企业家只是一个高级劳动者而已，例如所谓的“打工皇帝”。譬如说，企业家贷款或承包别人的企业得利润，相当于更高年薪但承担更大风险。企业家可能克扣劳动者的工资，但也不属于正常的经济行为，是法律学而不是经济学问题。而且，在银行存款得利息的人，绝大多数是劳动者，而企业家其实是贷款最多的人。如果利息也属于剥削范畴，那么，不是企业家剥削劳动者，而是劳动者剥削企业家。马克思将剥削与克扣混为一谈，将经济学问题与法律学问题混为一谈。

本质上说，企业家、资本家、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

六、企业家与年薪制

年薪制也属于分享经济的范畴，对应于企业家等贤本家的分享。

最先探讨企业家效能及其报酬的经济学家是萨伊。萨伊认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实质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资本的职能，如借贷利息，二是企业主的收入，认为企业主的收入是“对他搞工业的本领、才能、事业心、条理精神和领导能力的报酬”。萨伊实质上讲到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企业家，只是他没有把产权资本家和经营资本家区分开来。实质上，真正的企业家指的是经营资本家，他们依靠自己的经营管理才能以及创新与冒险的精神，采取租赁、承包或受聘等方式，为企业作出重大贡献，并因此而获得丰厚收入。

如果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劳动者集团、经营者集团四要素参与分配，那么，“大总统定律”的总体对等原理就在四要素之间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典型行业的理想企业，这个企业划分为四因素X1、X2、X3、X4，并且X1a=X2a=X3a=X4a。如果平均1个管理者对应5个劳动者，劳动者的月工资是1千元，那么，管理者的平均年薪就是6万元。劳动者集团对应固定资产，管理者集团对应流动资产，其结果也大致如此，例如，平均1个管理者对应100万元流动资产，也就对等大约6万元利息，获年薪6万元，如果年利率为6%的话。当然，利率总的来说，是下降的，但人均拥有的流动资金却越来越多。

在四个素模式中，企业家是作为集团出现的，如果企业家只是总经理一个人，那么，这个分配模型还成立吗？其实，企业家仅为总经理一个人，是比照个人租赁或承包性质的经营企业家。虽然他一个人可以作一个主体与其他三个主体对等分配，但他作为承包者或租赁者，他必须首先支付其他主体应得的收入，然后才能获得自己的收入。如此一来，他作为独立的主体与他作为企业家集团中的一员，获得的收入实际上一样多，如果他付出的劳动一样多的话。换言之，在总体的框架中，无论是对个人还是集团而言，总体对应和总值相等的原理，还是适应的。

那么，如果计算总经理在集团中的份额呢？根据总体对等原理，总经理作为管理者集团中的最高层次，与劳动者集团中的最高层次是对等的。假如劳动者集团中有 10 个高级技工，每个高级技工的月工资为2千元，则总经理的年薪就是24万。也可以如此比照对等：在劳动者集团中，高级技工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十倍，则管理者集团中的最高年薪也是最低年薪的十倍，如果管理者集团中的最低年薪为2万元，则总经理的年薪为20万元，也可以把二者加权起来进行运算，或进行其他的更多的加权调节。

企业家只算总经理一个人，这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极端的模式，在此，管理人员少，一般的劳动者人数多。它的另一极端是总部公司或管理公司，在总部公司或管理公司中，绝大多数是管理人员，而一般的普通的劳动者则是极少数，如清洁工、守门人等。总之，总体对应和总值相等的原理，在任何一个模式或任何一个比照中，都大体上是适应的。

    中国现在普遍实行年薪制，但效果不好，甚至有负面影响。一是，没有客观的科学的年薪依据，随意性比较大；二是，年薪制没有与责任制挂钩，管理者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区别，更谈不上追责、赔偿问题；三是监管机制不到位，年薪外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收入大超年薪收入，激励机制没什么大意义。

五、贤本优先 ，兼顾资本

在历史上看，贤本是先于资本的。原始社会并没有什么“资本”的体制和观念，但贤本体制和现念却是存在的。通常，谁的贤本强，谁的体力强，或谁的智力高，谁就可以作为领袖，例如作为部落首领，黄帝就是如此。犹太民族就是一个“贤本优先”的民族。

历史上的社会分工，首先就是基于贤本的。性别的分工是最初的贤本分工。其次，体脑的分工，也是基于贤本的。最后，官民的分工，更是基于贤本的。

只是，由于物对人的异化日益严重，贤本家曾依附于资本家，例如，匠人依附于场主。

历史上的资本家，首先就是贤本家，氏族首领首先是作为贤本家的，然后才逐步地成为资本家，拥有万贯家财甚至拥有天下。武术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也逐步地成为富裕人家。历史上的资本家，除了少数的暂时的是依靠继承资本以外，绝大多数是依靠自己的本领发家致富的。

在现代社会，贤本家逐步地摆脱了对于资本家的依附，不仅成为资本家，而且成为超级资本家，从而出现“知本家”的范畴，盖茨、巴菲特都是这样的贤本家。可以说，义务教育的实行和普及，甚至更早地，专利制度的实行和普及，就是“贤本优先”的回归，是资本对贤本的异化的回归。当今，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背景和大趋势下，“贤本优先”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原则。

实际上，从产业角度看，贤本属于两个最为重要的产业：贤本作为自然财富，属于最基础的零产业，贤本作为社会财富，属于最高级的超产业。可以说，这是贤本与资本相比较的优势和特点。贤本与资本相比较的另一个优势和特点是：资本是有限的，而且从社会关系看往往是零和博奕的、此消彼长的。而贤本则是无限的，而且从社会关系看往往是双赢结局的、共生共荣的。例如，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而人的智慧不仅不以智慧的消费而消亡，相反，人的智慧可以共享并产生巨大的链变效应和聚变效应。

未来高级社会，人类逐步地摆脱了资本的强制以及物对于人的异化，贤本将加速地发扬光大，人的创造性和幸福感也将呈几何级数般增长。而资本相反，例如从平均利润开始，出现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

可以说，“贤本优先”是一个最为基本也最为根本的经济学原则。谁能贯彻实行好 “贤本优先”的原则，谁就能率先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的产生也反过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资本就没有商品，也就缺乏效率和效益。其实，资本具有与商品一样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节制消费，扩大生产，加速发展经济，使物质更加丰富，使人民更加富足，最终消除资本自身。

新制度经济学派甚至认为，产权制度的确立，是西方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而蒸汽机的发明只是结果而已。因此，应该保护和发展资本，保护个人财产，也保护公司财产。当然，资本也在历史过程中起到消极甚至破坏作用，出现对贤本的异化和压迫，出现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等等。

因此，在奉行“贤本优先”原则的同时保护资本、发展资本，作到“贤本优先，兼顾资本”。

“法郎吉”关于资本4/12的分配比例内含了“贤本优先，兼顾资本”的原则。虽然其比例稍微高于才能的分配比例，但如今，因为现在的银行存款基本上是零利息甚至负利息。傅立叶“法郎吉”模式其实是非常远见卓识而现实可行的。当时，傅立叶就提出，在法郎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收入的比重将逐步缩小，劳动收入的比重将逐步扩大。后来，傅立叶还提出，要逐渐完全排除资本的收入。这样，法郎吉中就只剩按劳动和按才能分配了。至于才能3/12的分配比例，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年薪制。

六、实践和发展“法郎吉”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实践发展法郎吉。例如，在“法伦斯泰尔”的一侧，在工厂区、住宅区可以加上农场区，并实行第五次农业革命和农村革命，让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完全消除，可以又快又好地发展社会经济文化。

 实行“贤本优先、兼顾资本”的原则，复盖和超越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3CY（创意、创研、创业）平台，就是对法郎吉的创造性发展。据说，广州市有一个传统制造业公司，一直想搞互联网转型。因为公司不少人想跳，他就在公司搞创业pk大赛，与《赢在中国》一样，每一年两次，全民挂投票，胜利者创业，他就投资，白给创业者股票，他只是控股。几年以后，这个公司居然控股了几个互联网特色的子公司。

建立消费合作社是实践发展法郎吉的基础性工程。消费合作社具有整馈机制或镇馈机制，可以将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会员可以”一卡通”方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廉价地优质地消费。

消费合作社还可以组建“合作银行”和“投资公司”，有选择地以控股为主的方式在全国、大城市甚至全球的风景名胜附近建立企业，建立生产合作社战略联盟以及供销合作社战略联盟。合作社的会员可以轮流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工作。找一个工作，换一个地方。工作就是休息，旅行就是游乐。这样，人民就可以实现多栖工作方式。

    至于合作社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改进其“劳动5/12，资本4/12，才能3/12”的比例尺模式。首先，合作社按规范的股份合作制操作；其次，“才能3/12”的分配模式可以按科学合理的年薪制模式操作。当然，因为合作社的风险不大，年薪不会很高。

    当然，合作社作为股份合作制，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可以和平共处、互利共赢。

私有制大资本可以在外部与合作社进行业务合作，也可以直接参股合作社。

总而言之：大甲午战争的总体反思

内容提要：本文从“大”甲午战争（从 1873 年前后日本侵占中国附属国琉球和台湾到

1914 年日本侵占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共五次战争）角度探讨中日甲午战争中经验教训。中国在五次战争中都是失败者。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关键词是“统”，那么，甲午战争的关键词是“总”。 本文从总体哲学讨论中、日在甲午战争中的得与失，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是，中国没有破解“最大国家”与“君主专制”的恶性循环，也没有破解明争与暗斗的恶性循环，没有实行名正言顺的“多党制”，没作好“总而言之”的文章。

关键词：大甲午战争，大总统定律；满清皇朝，北洋海军；正向协同，反向协同；清流派，浊流派；大中华，君主制；多党制，一党制。

小标题：

  • 总而言之：哲学和军事学
  • 总揽全局：六十大寿就那么重要吗？         三、总体协同：到底是谁要消灭北洋军队？         四、总结归纳：多党制还是一党制？

甲午战争应该是“大”甲午战争，包括 1873 年前后日本侵占中国附属国琉球和台湾、1876 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取代同等宗主国地位、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 年日俄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战争、1914 年日德争夺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权的战争。前两次战争是开头，后两次战争是结尾，五次战争中国都是失败者。探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开发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总而言之：哲学和军事学

  1. 哲学

话说袁世凯当总统以后，中国只是名义上“民主共和”了，但仍然是一副“君主专制”的老样子。不久，上海的一家报纸刊就出了名士王湘绮撰写的这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所谓“总而言之”， 就是总合，也就是“全面并自洽”的意思，例如汽车的总合集成就是汽车各部分的“全面并自洽”；所谓“统而言之”，就是统合，也就是“完整并规范”的意思，例如国家统一就是国家各地区的“完整并规范”。 根据总体辩证法， 二者大体相同并且互相贯通。当然，“总”与“统”也有微妙的区别： “总”更强调全面，例如，总体包括总和的意思；“统”更强调规范，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交通、等等就规范了。这实际上就是“大总统定律”：如果各个体系都全面并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且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简言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或者， all in all ≡ all on all，简称 AA 定律。

  • 军事学

在大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缺乏明确的总体战思想和对策，二日本方面的总体战非常明确并非常到位。

最先提出总体战理论的，是德国的鲁登道夫。他的总体战理论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 20 世纪初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水平提出的，对现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更是将此理论用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以巨大影响。当然，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理论缺乏总体论哲学 4 的两个精髓：一是，正义是正向协同、反向协同的灵魂；二是，尽可能与最强大的国家结成联盟，实行反向协同。合纵和连横的转变，就是建立自己的联盟（正向协同）、破坏敌人的联盟（反向协同），也就是‘正、反’关系与‘贡、负’关系的转变。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是不知道总体战的这两个精髓。

但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是注意建立自己的联盟、破坏敌人的联盟的。当时，中国曾想通过外交途径建立战略联盟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没有效果。而日本通过外交途径破坏中国的战略联盟、实现了反向协同和正向协同。例如，中方清政府希望借“高升号事件” 将英国拖入战争。而英国政府考虑自身利益，不希望韩国经由清廷之手、最终转入当时实力强大的俄国手中，加上日方的公关也对英国舆论起了不小的影响，所以在朝野一度抗议声后，英国转而支持日方立场。然后，中国转而向俄国寻求帮助，但还是失败。

不管是正向协同、还是反向协同，都要求正协同、也就是自身协同【+ + +】，例如君主、官僚、人民的协同。

日本高举总体战的大旗，例如实行总动员体制，所以胜负成败是顺理成章的。日本的总动员体制是明治天皇开始的。1868 年 7 月 14 日，明治天皇在宫中审视了军务官的奏折，就立草诏书，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从此，日本就疯狂地运转起来了。沉埋多年的林子平的《海国兵谈》被“解放”了出来，成为谈海防、论练兵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位 18 世纪的仙台人还曾专门写了一部《三国通览图说》，里面记载了朝鲜、琉球和库页岛的地理、民风，以便在“日本勇士率领雄兵入此三国之时” 当做指南。明治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使幕府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体制下，各藩所辖的军舰也几乎全部统归新政府。日本的官民协同也非常紧密。1887 年 7 月，天皇发布谕令，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谕令一发，有钱人竞相效仿天皇，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 103 万之多。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内库中拿出 30 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据说，前线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而日本天皇靠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的见闻，竟然在在京城里传为笑谈。相反，慈禧太后宁可海军无炮弹也要修园子，挪用的巨额经费可建几支北洋舰队。

因此，清廷以财政紧张为由，不断地削减军费预算，1888 年就开始停止拨付海军购进军舰的经费，1891 年停止拨付海军购进器械弹药的经费。据估计，颐和园工程和三海工程总共挪用的海军经费可建三支北洋舰队。实际上，所谓的中日甲午战争，就只是李鸿章的北洋军队与日本军队的战争，而李鸿章和北洋军队受到两面夹击、内外交困。

中日甲午战争的成败得失，关键是有没有作好“总而言之”的文章，没有作到“全面并自洽”。结果，不仅“和”的战略失败，而且“战”的战略惨败。

首先，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就决定了总体的军事战略。甲午战争应该是“大” 甲午战争，包括 1873 年前后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和台湾、1876 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取代同等宗主国地位、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 年日俄为了争夺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战争、1914 年日德争夺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权的战争。前两次战争是开头，后两次战争是结尾，五次战争中国都是失败者。其中，甲午战争是最失败的战争。实际上，从日本侵占中国附属国琉球，大甲午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在 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就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1894 年(明治 27 年)7 月 16 日日本御前会议就决定对中国开战，7 月 18 日根据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总体方案，将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了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准备参加甲午战争。这是日本海军第一次组建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被为首任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遵照大本营的“作战大方针”，积极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主力决战，夺取了甲午战争的制海权。

中国方面，一直在战与和两个方案犹豫不决，而在被动开战以后，还是在战与和两个方案犹豫不决。

其次，日本方面从上到下都有总体指挥，而中国方面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总体指挥。

在甲午战争中，睦仁天皇是真正的总指挥。从决议出兵朝鲜，还是最终决定向中国开战，天皇都是最后的裁决人。睦仁天皇看到军政双方意见不一，就动用了他的统帅权，表达了派兵的意图，才致使朝野上下军政各方迈开了发动战争的第一步。战争开始之后，天皇便不遗余力地投入到战争的动员、协调和指挥上。1894 年 8 月 1 日，天皇发布了正式对华宣战的诏书，打出文明征伐野蛮的幌子，贬损清廷并制造借口。然后，天皇从东京御所的皇宫迁居到距离朝鲜、中国辽东更近的广岛，亲自坐镇战线的大本营长达 225 天，这也是他生平离开皇宫最长的时日。睦仁甚至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来直接调配军政各派的力量，帮助日军稳妥的获取胜利。他倾向于首相伊藤的“文武配合”策略，主张抢在列强干涉之前速战速决。他毅然敕令山县有朋回国“养病”，有效的抑制了日军将帅在中国战场独断专行的局面，保证了战争朝着计划方向运转。为了让朝野上下避开争端，达到举国一致，天皇接连召开会议，表明不达到交战目绝不停战的决心，并要求贵族院众议院“协调一致”。 

日军在侵占大连湾和旅顺口之后，有关方面总合得也是非常好。伊东佑亨和第二军司令大山岩联名上奏，认为“如继续作战，莫如进兵山东半岛，海陆夹击，歼灭北洋水师”。大本营遂采纳了伊东佑亨和第二军司令大山岩联名的这个提议，决定进攻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同时组成了“山东作战军”。 1 月 25 日日军由荣成兵分两路向威海进攻，30 日攻占了威海南帮陆路炮台，此后水陆合围，北洋舰队陷入绝境。

在甲午战争已经大规模进行的时候，中国方面还是没有总体军事战略。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的目标很杂乱，没有明确的总体目标，既想外战、又想内守，既想战、又想和。尤其是，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总是没有统一指挥，阴阳对冲、五行逆袭。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总是阴阳对冲，光绪皇帝想战，而慈禧太后想和，谁都不能独立自主；李鸿章想和，但是中央想战，也不能独立自主。甚至，将在外，总是受到上面各种各样的、互相矛盾的命令。例如，光绪皇帝命令，北洋舰队要去朝鲜海岸消灭日本军队，但又不能离开渤海；李鸿章既要丁汝昌固守待援，又要丁汝昌拼命突围。

1914 年日德争夺中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权的战争，中国方面也没有作好“总” 的文章，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

二、 总揽全局：六十大寿就那么重要吗？

以经济建设为纲，或者，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以钢铁生产为纲，都是“总揽全局”的方略。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总揽全局，这要求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从而实现良性循环、民富国强。相反，在反右和文革中，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结局是恶性循环，后果是国弱民穷。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前后后，日本是以“民富国强”总揽全局的。而清政府却恰恰相反，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就是证明。

那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是以什么为纲呢？清政府历来是以“皇位永固” 为纲的。例如，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洋考察大臣代表载泽上奏《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该折阐述了最重要的立宪之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在前期，清政府的确做到了以“皇位永固”总揽全局，基本上实现了民富国强。但是，到了中晚期，清政府越来越相反了。一方面，“皇位永固”的纲领与时代潮流不符合，另一方面，皇位永固的“满清梦”与“中国梦”没有结合起来，甚至方式冲突，不仅没有实现良性循环，反而出现恶性循环。例如，为了“皇位永固”， 清皇朝拒绝进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其实，只有进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清皇朝的江山才可能永固。像满清皇朝，真要皇位永固，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福祉。遗憾的是，满清皇朝比较没有这么作，甚至在后来的立宪改革中，强化了君主专制和皇族专制，真是找死啊。慈禧太后自己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

甚至，我们可以说，因为没有以“皇位永固”总揽全局，才导致了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因为害怕李鸿章和北洋军队威胁清皇朝的皇位永固，清皇朝就不大力支持李鸿章和北洋军队。例如，不仅李鸿章和北洋军队不给经费，还榨取李鸿章和北洋军队的军费，导致北洋军队力量弱小。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前后后，清皇朝都有意无意地打压、甚至消除李鸿章的北洋军队。清皇朝如此保护“红色江山”， 北洋军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说得更实在一点，当时清政府是以慈禧太后的 60 大寿为纲。慈禧的 60 寿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甚至影响到甲午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前，慈禧太后就不想战、只想和，所以战略设计和战争动员就没有科学有效地进行。恭亲王召集各国公使声称“等到慈禧生日过后，再重开外交谈判”。 所以他们不去备战，却把精力花费在外国的调停上。当有人因战事紧迫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时，慈禧放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经清朝约 150 年修建的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慈禧朱谕一发要修复圆明园，并对修园表现出特别热情，甚至亲自绘制工程图纸，但群臣纷纷表示反对。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总捐款数还不足 30 万两，犹如杯水车薪。在料款俱缺的情况下，内务府官员病急乱投医，结果酿成一起巨大的诈骗案。慈禧仍心有不甘，终以“改修三海”为条件，停止修复圆明园。1885 年 6 月，慈禧即发布懿旨勘修

奕譞不仅同意挪用军费，还授意李鸿章以海军衙门筹款以备急需的名义，分别向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等地督抚勒捐，共计银两 260 万两，得息 40 万两。同时，海军衙门收到各省的海防捐银 157.8 万两也都用到了修园工程上。慈禧还挪用海军经费，从 1888 年开始至 1894 年七年间，每年挪用 30 万两，共 210 万两。就在慈禧寿庆的歌舞升平中，日本轻取大连湾。慈禧得到恭亲王报告大连湾失守时，只是淡淡说：只要 3 天打不到北京就行。

总揽全局要求有大局观。总体论、哲学 4 的智慧的智慧是：因为内含很多矛盾，所以时空广大；虽然内含很多可能，但是大节决定胜负；因此，要有大局观、大节观。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在大局观、大节观方面是得大分的。首先，日本顺应了现代化的大潮流，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外扩张。其次，日本知道中国的大趋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后，日本上上下下都富有大局观、大节观，都具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例如，为了扩军备战，皇帝节衣缩食，甚至少女卖处捐款，连性工作者都贡献力量。

而中国在大节方面是失大分的。首先是制度腐朽、官僚腐败。其次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李鸿章和张之洞、等等要人都缺乏大局观、大节观，不看全局、不重集体。最后，几乎所有的国民都缺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际上，从总体长远看，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必然是中国失败。中日甲午战争，不是中国胜负的问题，而是中国负多负少、负大负小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所谓的同治中兴只是回光返照。其实，李鸿章是知道这个利害关系的，他知道北洋军队是打不过日本军队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尤其光绪皇帝和所谓的帝党、清流派认为，日本只是“撮尔小邦”，日本军队不堪一击。

从大局观、大节观看，中国一开始就应该采取议和的对策，这样，损失就只是失去朝鲜这个藩属国。如果硬要采取战争的对策，那么，也应该采取内线作战和持久战略，至少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的损失就可以避免。当时，湘军著名将军刘坤一就主张内线作战和持久作战的战略。但是，中国决策层恰恰相反。

三、 总体协同：到底是谁要消灭北洋军队？

总体协同是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的总合。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根本没有实现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所以非常失败。

打仗的时候，自己的同盟军不作为，只会产生“贡、负”效应，如果自己的同盟军反戈一击，就会产生“正、反”效应，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协同:自己的同盟军不作为，对于自己来说是“负协同”，对于敌人来说是“负向协同”；自己的同盟军反戈一击，对于自己来说却是“反协同”，对于敌人来说却是“反向协同”，其差别至少是双倍的、很可能是致命的。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济远号管带方伯谦逃跑，这是负协同；在逃跑的时候，他又碰翻了“扬威”号，这是反协同。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号。

总协同的关键是内部的正协同，也就是系统论、哲学 3 的智慧是：系统是性质相近的众个系列结合起来的，因此，既要静态协同、又要动态协同，力争贡相干、避免负相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方面是协同作战的。皇帝与大臣，政府与军队，海军与陆军。主攻部队与预备部队，等等，都协同的非常好。日本协同非常好的典型是山东半岛海战，也就是陆军与海军的协同。日本陆军占领了陆地高山上的炮台，有效地支持海军围剿北洋舰队，以至于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中国恰恰相反。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协同，北洋军队与南洋军队不协同，主攻部队与预备部队不协同，中央与地方、海军与陆军、等等都不协同。例如，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控制北洋军队的李鸿章恳求控制南洋军队的张之洞给予支持，张之洞口头上答应得好好的，但在中日甲午战争进行中，张之洞没有给一丁点支持。如果张之洞真的给李鸿章大力支持，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就可能是相反的结局了。

但在中国内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派系与派系，都没有协同。北洋军队做什么事情，不管好事坏事，南洋军队必然拆台，反之亦然。同样，浊流派做什么事情，清流派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反之亦然。左宗棠收复新疆，李鸿章就拖后腿，反之亦然。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反之亦然。甲午战争的前前后后，整个中国是国内派系林立，大家貌合神离，没有共同行动，甚至互相拆台。在甲午战争中，他们也是想方设法拖北洋海军后腿。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作战的时候，张之洞的南洋海军说好帮助北洋海军、却实际上没有给予任何帮助。

君主专制制度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没有国民军，只有私家军。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满清的八旗子弟兵以及绿营子弟兵已经腐败了，才需要曾国藩、李鸿章搞民团。太平天国消灭以后，民团就成了私家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的原因之一是家天下与私家军的矛盾。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李鸿章等人的私家军，这些私家军本来就是满清家天下腐败没落的结果，又是满清家天下风雨飘摇的威胁。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家天下与私家军没办法协同起来，就没办法实行总体战。

同样，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私家军不可能发展壮大。1890 年，在考察日本海军以后，丁汝昌建议中国购买新军舰，但没有下文。而满清皇朝一直想收缴李鸿章的私家军，要不然就想方设法消弱李鸿章的私家军。能够借甲午战争消灭李鸿章的私家军，哪怕甲午战争失败了，满清皇朝也高兴不过。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满清皇朝一些人想方设法拖北洋海军后腿。例如，在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激烈作战的时候，他们几次三番地以莫须有的方式拿北洋海军主将问罪。而南洋海军与北洋海军也是面和心不合。在浊流派李鸿章的军队在山东半岛与日本军队作、急需山东省的陆军支持的时候，清流派就故意安排与李鸿章有矛盾的人出任山东巡抚，结果那个人不仅不支持李鸿章的军队、反而阻止外地军队前来支持。因此，李鸿章的私家军北洋海军被消灭，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日本曾经说过，甲午战争是日本一国与北洋一军的战争。实际上，甲午战争不仅仅是北洋海军与日本全军的甲午战争，而且是北洋海军与满清皇朝的甲午战争，还是北洋海军与南洋海军的甲午战争。所以，与其说北洋军队是被日本军队消灭了，被不如说是被日本军队、满清皇朝、北洋海军三个实力联合消灭了。

那么，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四、总结归纳：多党制还是一党制？

中日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午了，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内忧外患。因此，检讨其中更高深层次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空间问题是甲午战争的深层次问题，就像时间问题是辛亥革命的深层次问题。对甲午战争作深层次的检讨，结论就是中国方面的空间尺度太小，也就是没有开放意识，没有将“大中华”与“小中华”两个维度没有“总”好。结果将四面屏障变成了四面牢笼、又四面屏障变成了四面牢笼，不断地将“大中华”压缩为“小中华”，其罪魁祸首正是腐败没落的君主专制。

中国，作为“国中之国”，原来是广义中原地区的王朝（夏、商、周），夏朝的行政区世传为“九州”，而外围的国家都是戎、狄、蛮、夷。在秦以前，广义中原地区的王朝（夏、商、周）将四邻的民族称为戎狄夷蛮：戎指西戎，在现在的西北一带；狄指北狄，在现在的内蒙、河北、山西一带；夷指东夷，在现在的安徽山东江苏一带；蛮指南蛮，在现在的湖北湖南一带。一开始，中国只是‘小中华’。但是，中国不断地与蛮夷互相扩张、互相融合，形成了最大化的总空间、也就是大中华。大中国是势力范围最远的地方，是元朝达到地中海、东欧、俄罗斯。但是，那只是一瞬间。前前后后几千年，中国曾经向全世界扩张，但最终还是固定在东亚的大圈子，形成“国中之国”的总格局。从世界地图可以看出，大中华就在神奇的北纬三十度上下，日本、朝鲜，越南、缅甸，西亚、北亚，四面八方，形成了大中华的总框架。例如，中国与日本都有“同文同种”的理念，朝鲜和越南、辽国和金国、都向中国称臣进贡。这样，东南的海洋、西南的高山、西北的沙漠、东北的荒漠，就成为了“国中之国”的屏障。

中国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扩张和征伐的历史。从蚩尤与炎黄大战开始，中国就一直处于扩张和征伐中。但是，越是扩张和征伐，反扩张、反征伐的力量就越大。1279 年元世祖在建立元朝后南灭南宋，一统南宋地区，当时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总面积超过 1300 多万平方千米。自灭亡南宋后虽然多次对日本、缅甸与爪哇等国有所冲突，然而疆域大体趋于稳定。

大中华的框架，既是中国的限制，也是中国的保护。在这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也限制和保护了中国文明。世界的四大文明，就只有中国的古代文明保持下来了，与大中华格局的四面屏障有很大关系。于是，中国与国际上只能和平共处，但保持自我优越感。

但是，元朝两次东征日本，都失败了。元朝征高丽、缅甸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说，元朝是“大中华”的最大框架，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国家”。这个最大框架是勉强为之、也很偶然。从此以后，四面屏障变成了四面牢笼。中国就慢慢形成了内敛、内斗和自封、自大的性格，而且，这种性格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从秦朝开始，这个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中。中国，表面上是大一统，本质上是大不同，表面上是正协同的，实质上是反协同的。国家越大，就越是专制，以形成实现大一统。越是扩张和征伐，中国就越来越专制独裁，形成极端的、甚至绝对的专制独裁，并且，“最大国家”与“君主专制”的恶性循环。与西方相反，中国的专制时期很久，而封建时期很短。即使是封建制度，中国的制度都比西方专制得多。例如，秦始皇之前，中国处于封建社会，但天子仍然可以对官僚和人民为所欲为、任意宰割。

君主专制有两个基本点：阴谋和暴力。我们去看看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惨不忍睹。专制制度必然导致内斗、内乱的性质越来越严重。权利意味着内斗，绝对权利本身就是内斗。因为，专制制度越是极端、绝对，君主家族获得的各方面权利就越是极端、绝对。这就必然导致反对和反对派，导致君主家族权利的取消、甚至反攻倒算。在君主专制条件下，甚至父母、兄弟、姐妹、夫妻、朋友、伙伴、等等都是潜在的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例如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前后历时 16 年，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内讧，引发了西晋亡国以及近 300 年的动乱。其实，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只是八王为主要参与者。 

1260 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9 年经崖山海战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但元朝同样的君主专制，而且更加野蛮。明朝打到了元朝，但朱元璋将君主专制的一切发展到极致。朱元璋残酷杀害开国大臣，基本上是赶尽杀绝。崇祯皇帝杀大臣，就像屠宰场杀羊一样，牵出去就是一长串。明初的文字狱更是一绝：始于洪武十七年、终于洪武二十九年的长达 13 年的黑暗岁月，受害者不下数十万，明朝初期优秀的知识分子，因

“文字狱”一案，几乎为之一空。中国社会脊梁和文化象征的士大夫都被整得斯文扫地。

君主专制的本质是极端自利、绝对自私，实行的是家天下、私家军。君主依靠私家军登基，实行家天下。因此，君主专制就害怕自己的私家军反过来夺取天下，就千方百计消除将领的兵权。赵匡胤就是使用私家军夺取别人的天下，好在没有流血，然后就杯酒释兵权。这样一来，国家的军事力量就不行了。元朝消灭南宋，就是南宋的武将没了。明朝胡蓝二案一出，整个开国元勋体系，竟然十去其九，以至于后来的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自己侄子的江山，建文帝朱允炆纵观文武百官，竟无可用之帅去率兵抵挡。袁崇焕的悲剧，是君主专制社会的特别现象。如果是共和民主制度，那么，这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出现。  

君主专制必然导致贪污腐败。明朝严刑峻法反对腐败，可腐败还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有的皇帝不仅不反腐败，还与文武百官合起来腐败。汉明被满清取代，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统治中国，就是因为汉明专制制度已经腐败透顶了，其内在矛盾和各种矛盾总爆发了。本来，明朝打得过满清。满清几次攻打明朝都惨败而还，甚至一些有名的将领都死在战场上。明朝败北的真正原因是明朝君主专制的腐败没落，官僚内斗腐败，很多官员被满清买通，特别是各地的人民起义如李自成等，还有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员叛变。在甲午战争的前后，满清皇朝的贪污腐败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总而言之，秦始皇朝到满清皇朝，中国形成了“国中之国”与“君主专制”的恶性循环。其中，“大中华”的转折点是元朝两次对日战争的失败，而君主专制却越来越严重。

对甲午战争作深层次的检讨，就是中国方面的空间观念太小，也就是没有开放意识，没有将“大中华”与“小中华”两个维度“总”好，没有破解“国中之国”与“君主专制”、也就是“大中华”与“君主制”的恶性循环，因此，不断地将四面屏障变成了四面牢笼，不断地将大中华压缩为“小中华”。腐败没落的满清专制王朝没有开放意识，实行闭关自守、画地为牢、夜郎自大的政策，将大中华的四面屏障变成了四面牢笼、又将四面牢笼变成四面楚歌。在鸦片战争之前，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就很发达，这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甚至，火枪被斥为“奇技淫巧”予以废除。据说，“雅克萨战争”中,清军缴获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康熙命令清军禁止使用,理由是“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彻底陌生了。对于已经明治维新和民富国强的日本，满清王朝仍然认为其只是“撮尔小邦”。如果满清王朝进行开放，那么，亚洲就可能是“大中华”、“中联邦”。

鸦片战争是这个“大中华”最大框架的第一次大逆转。最大框架的第二次大逆转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今，从而第一次成为代付的最大赢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大中华” 周围全是豺狼虎豹：原来的葡萄牙、西班牙，后来的英国、法国、德意志、俄罗斯、美利坚。甚至，日本这样落后的“撮尔小邦”也对中国张开血盆大口。

导致中国在“大”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没落的君主专制。君主专制的本质是“一党制”，那就是“帝党”，其他的党都是“黑社会”。君主专制表面上的集中统一，但只是一种没有分只有合的集中统一，就像中国哲学只有微言大义的合、没有清晰明确的分。因此，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党争”都是“阴谋+暴力”，就不能真正集中统一。明朝东林党案件就非常典型。本来，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派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处理党派关系的最好办法是让各个党派合理化、合法化，各党派就可以各得其所、恰到好处，实行多党制，否则，就是“阴谋+暴力”。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戊戌变法中，就存在公开但隐秘的党派斗争——“帝党”与“后党”，因为处于君主专制条件下，这种党派斗争必然也是“阴谋+暴力”。结果，戊戌变法成为戊戌政变，改革派血流成河。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建立了多党制，形成强有力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那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就可能克敌制胜，至少也会打个平手，就不会因为派系林立、互相拆台而惨败、完败。

因为没有进行君主立宪改革，没有名正言顺地实行多党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没有办法进行总体指挥、总体协同，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完败。例如，在浊流派李鸿章的军队在山东半岛与日本军队作、急需山东省的陆军支持的时候，清流派就故意安排与李鸿章有矛盾的人出任山东巡抚，结果那个人不仅不支持李鸿章的军队、反而阻止外地军队前来支持。

统而言之：大辛亥革命的总体反思

内容提要：本文从总体哲学讨论大辛亥革命的得与失。文章认为，辛亥革命应该是“大” 辛亥革命（一次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讨逆战争），其成败得失就在于各方面，尤其是满清皇朝都没有作好“统而言之”的文章。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关键词是“总”，那么，辛亥革命的关键词是“统”。对辛亥革命作深层次的检讨，没有摆脱“最古国家”与君主专制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在君主立宪改革的关键时刻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抛弃“二长制”、实行“一长制”。辛亥革命 1911 以后，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论，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等等，都是因为“一长制”。如果在民主共和基础上，在实行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实行多长制，那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关键词：大辛亥革命，大总统定律；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主立宪，皇族内阁；一次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讨逆战争；立宪派，革命派；正协同，反协同；正向协同，反向协同；总统制，内阁制；一长制，多长制。

小标题：

一、统而言之：哲学和政治学二、总揽全局：皇权怎么才能永固？三、总体协同：盟友与敌人是如何转变的？

四、总结归纳：多长制还是一长制？

辛亥革命应该是“大”辛亥革命，包括1911年的一次革命（武昌起义为中心）、1913 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事件为中心）、1915年的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

1917年的讨逆战争（反对张勋复辟满清皇朝）。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关键词是“总”，那么，辛亥革命的关键词是“统”。讨论“大”辛亥革命的得与失，认为大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就在于各方面、尤其是满清皇朝都没有作好“统而言之”的文章。一百年过去了，但今天的情况与当时的情况非常类似。因此，对辛亥革命作深层次的检讨还是具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一、统而言之：哲学和政治学

    1、哲学

所谓“总而言之”， 就是总合，也就是“全面并自洽”的意思，例如汽车的总合集成就是汽车各部分的“全面并自洽”；所谓“统而言之”，就是统合，也就是“完整并规范”的意思，例如国家统一就是国家各地区的“完整并规范”。 

当然，“总”与“统”也有微妙的区别： “总”更强调全面，例如，总体包括总和的意思；“统”更强调规范，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交通、等等就规范了。这实际上就是“大总统定律”：如果各个体系都全面并自洽，那么，它们就可以互换且全等，不管它们多么不同甚至相反，简言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或者，all in all ≡ all on all，简称A定律。例如，执政党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并将人民之间的利益安排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全面并自洽”。如果反对党上台了，那么，也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应该将人民之间的利益安排得恰到好处。这样，执政党与反对党就可以“互换且全等”。类似的情况是，总矛盾≡总系统，贡电子≡负电子，物质≡能量

≡信息，资本者≡劳动者≡管理者。

满清皇朝延续二百多年，原来就合乎总体哲学 “大总统定律”。满清皇朝一开始就实行“满汉共治”，使用了大量的汉人当官，尤其是，满清皇朝的每一个部门都有两个部长，满汉各一个。这就是满汉“全面而自洽”、“互换并全等”。 1875年1月，光绪被两宫皇太后立为帝，起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两个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也是合乎“大总统定律”的，也就是两宫皇太后“全面而自洽”、“互换并全等”。

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满清一个很小很小的少数民族能够统治广大的中国，就是他们的祖宗具有大总体哲学的智慧。例如，利用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打败了明朝，也利用了吴三桂等明朝力量打败了李自成，好几次都实现了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的总协同。

问题就出在太后垂帘听政。本来，太后垂帘听政，与皇帝一起管理国家，还是合乎 “大总统定律”的。只是，光绪皇帝太弱势，而慈禧太后很强势，而偏偏慈禧太后越来越昏庸、自私、腐败，二人不能实行“全面而自洽”，当然就不能实现“互换并全等”，也就违背“大总统定律”，不能有效地将国家统起来。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崩逝后由慈禧太后一人垂帘。光绪十五年(1889年)，载湉亲政，但实际上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在载湉亲政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光绪帝极力主战、反对妥协，但因为缺乏一个“总”字，违背“大总统定律”，还是以清朝战败告终。痛定思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却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光绪帝没有实力，打算依靠袁世凯牵制住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这一股势力，但反被袁世凯出卖，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

清朝末年，清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早已严重亏空，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又一次开始动摇。加上列强不断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因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者们面临的首要课题。于是，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1901年4月21日，慈禧太后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但是，预备立宪不如人意，甚至倒行逆施。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908年8 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共23条，其中“君上大权”14条，“臣民权利义务”9条，满篇“议院不许”干涉君主，臣民需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利，而且先后有《大清报律》等出台，伪立宪的嘴脸暴露无遗。

不仅如此，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本来，采用笼络重用汉族军政精英来为自家的政权服务，使这些汉人军政精英的私人利益和王朝利益尽可能保持一致，保大清就是维护自家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是大清的传统美德。但是，1906年，在军事改革名义下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而陆军部部长是极端憎恶敌视汉人的满族权贵铁良。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袁世凯被调往中央政府任军机大臣，明升暗降被剥夺了全部军权。同时，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在这一轮改革中，产生11个部长，其中满人7个，而汉人仅有4个。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接下来就是溥仪与载沣，也没有作好“统而言之”的文章。

1908年11月溥仪入承大统，载沣就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 年—1911 年），载沣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溥仪与载沣二人关系好一些，但结果却更坏了。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载沣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1909年1月，载沣把袁世凯以“足疾”为名赶回老家，张之洞也寿终正寝了，陆军部已无汉人。载沣还委任两个兄弟分别主管陆军和海军，把大清国的军队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载沣还在行政领域推行了改革。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任命庆亲王奕劻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1911年5月，中央政府在汉人的强烈吁请下成立的“责任内阁”， 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在总数13名内阁大臣中，满族占了8名，其中5个皇族，汉人有4人。这个内阁这是辛亥革命前的决定性事件，是清朝垮台的重要原因。

袁世凯也存在一个“统”的问题。这首先集中表现在宋教仁问题上。袁世凯提倡总统制，宋教仁提倡内阁制，而宋教仁差一点成功了。其实，实行内阁制，可以大大减轻袁世凯的负担，更好地管理和建设国家，相当于袁世凯当了好总统。然后，在唐总理问题上，也是一个总统与总理关系的问题，二人没有统一起来。袁世凯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结果，唐辞职了。最后，总统制与君主制的问题上，袁世凯还是没有统一起来。其实，当时袁世凯的权利相当于一个君主了。但是，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当了皇帝，结果身败名裂。这样，辛亥革命的成果大大受损，中国的民主共和道路也因此特别崎岖、艰难。袁世凯自 1912 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

孙中山也存在一个“统”的问题。这集中表现在宋教仁问题上。宋教仁提倡内阁制，而孙中山提倡总统制，二者没有统一起来。后来，孙中山也提倡内阁制，但那是对付袁世凯的。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因为只要实行内阁制，仍然相当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宋教仁是对的，他差一点成功了，但被刺杀了。时至今日，还是有历史学家怀疑，宋教仁是被孙中山一伙刺杀的。宋教仁被刺杀以后，孙中山与黄兴也统一不起来。孙中山提倡武力讨袁，而黄兴提倡和平路线，先走法律途径。结果，孙中山武力讨袁，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共和道路还是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的。

当然，在总统职务上作为比较好的，也有两个，只可惜二人没有什么实力。

一个是黎元洪。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1]  ），字宋卿，汉族，是湖北黄陂人。人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2任大总统。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 1903 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唯一的武义亲王，但黎元洪坚决抵制。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例如，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就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另一个是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年）前清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徐世昌深谋远虑，颇得袁世凯的器重；但他又能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他就当国务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他调解二人的府院之争。后来，他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黎元洪死后，徐世昌被选举为总统。他提倡“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并决定次年2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

“统”文章作得比较好的，还有与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有密切关系的宋教仁和唐绍仪，但都不为孙、袁所容。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国“宪政之父”，与黄兴、孙中山并称，主持第一次改组国民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但袁世凯对宋教仁却是赞誉有加，认为他是国民党中难得的明白人。当时，袁世凯成为总统几乎没有悬念，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并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也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他也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民主共和的保证。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 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 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但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实际上，宋教仁是统一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最佳人选，但最终不为二人所容。因为实行内阁制，首当其冲的袁世凯就被架空了，所以宋教仁疑似被袁世凯一伙刺杀了。这是中国民主共和的一大悲剧。

唐绍仪（1862年—1938年），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1911年武昌起义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于1911年底，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举行议和谈判，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的停战协定。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但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经孙中山同意，他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人和袁世凯的推选及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但是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唐绍仪提出辞呈。后来，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正式脱离军政府，赴上海坚持斗争。11月，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但此时唐绍仪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已发生分歧，唐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且孙所制定的总统制与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理想亦不符，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实际上，唐绍仪是统一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最佳人选，最终也不为二人所容。这也是中国民主共和的一大悲剧。

    2、政治学

政治学的本质，首先在于正义，其次在于正名。所谓正统，就是正义和正名的统一。总体协同的灵魂首先就是主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但是，满清皇朝的君主立宪改革就缺乏正义和正名，袁世凯和孙中山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正义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历史角度的进步性，二是现实角度的合理性。满清皇朝如果像英国、日本那样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就具有正义。英国成功地通过“光荣革命”而实现君主立宪，是正义的胜利。1885 年，日本实行内阁制，伊藤内阁成立；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1890年，帝国议会开设，也是正义的胜利。

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君主实现了皇权永固，人民获得了民主自由，这是双赢的博弈。五大臣考察西方政治、建议君主立宪，是正义的举动。但是，文海在一纸奏折中居然指出立宪有六大错：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却以建议立宪终，属于偷梁换柱；第二，立宪者建议裁撤军机大臣，设置内阁总理，有回归日本立宪前藩镇割据之嫌；第三，中国法制纷繁详尽，立宪者动辄评议，属于剑走偏锋；第四，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不能照搬法度；第五，变法求速成，违背了立法宜缓不宜急的客观规律；第六，预备立宪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筹饷、练兵之举全部废弛，造成浪费。文海的奏折其实似是而非，例如，“立宪者建议裁撤军机大臣，设置内阁总理，有回归日本立宪前藩镇割据之嫌”，这不对吧。裁撤军机大臣、设置内阁总理，怎么会回归藩镇割据呢，而日本的藩镇割据是在立宪之前、而不是在立宪之后啊。文海的所作所为，不是正义，而是负义、甚至反义。在戊戌变法之前，曾经发生了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就是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这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论战。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有正义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光绪帝实行的改革是真正的改革，而且也具有比较好的历史条件。但是，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戊戌变法失败了，整个维新不过历时103天，故称”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西苑瀛台，成为无枷之囚。这是非常不正义的。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也就不存在后来的甲午战争惨败了，更不需要后来的辛亥革命了。

宪政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限制皇权、开放民权、保障人权。可慈禧、载沣集团主导的清末宪政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强满贵家族垄断军政权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愚民和禁言措施。载沣则打着宪政“富国强兵”的幌子，命令平民尤其是学生不得妄谈国事议论时政，否则严惩不贷。于是，人民纷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玩暴力和暗杀。栽沣上台三年后，分散的暴力暗杀终于汇合成排山倒海的武昌起义，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平民大革命。

载沣在行政领域推行的改革也缺乏正义和正名了，与进步性、合理性是相反的，也是违背清朝传统美德的，完全是倒行逆施。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所谓“责任内阁制”。下令裁撤旧设内阁及军机处，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官僚仅四人，满洲贵族九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汉人4个中，徐世昌是袁世凯的代表，而且职务无关紧要；盛宣怀是保守派，其职务无关紧要的；外务大臣梁敦彦、学务大臣唐景崇二人是职务性质决定的，而且也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虽然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但是，与“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实际上，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正义、民族革命的胜利。凭什么一个小小的民族统治中国三百年，而且将中国搞得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却死死地抓住国家权利不松手？！改革还要注意程序正义。“皇族内阁”这样没有正义的改革，首先是没有程序正义。本来，君主立宪改革是国家的民主共和大事，应该有政治协商的过程，而载沣他们推行的改革没有政治协商的过程，也就是没有程序正义。

政治也讲究实力，但实力也是通过正义得到积蓄和发展的。没有正义，实力就会土崩瓦解。古往今来，依靠物力、武力打败正义的情况是少见的，也是暂时的、局部的。载沣集团为了确保军队的忠诚可靠，开始超越国家财力给军官加薪。但不仅财力物力不允许【1910年，度支部制定的全国预算表财政收入只有2亿9千6百万两，而财政支出却高达3亿7千6百万两，赤字高达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没有正义的“高薪军”也是不可靠的，武昌起义正是满族权贵统驭的“高薪军”打响的第一枪！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也存在正义问题。1894 年受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 1895年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但是，他督练“新式陆军”，不仅思想保守，而且就只是他的“私家军”。这只对他有利，虽然不利于君主专制，但也不利于民主共和。哪怕他像黎元洪那样练兵、带兵，那么，这个的民主共和进度就会好得多。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他的思想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1898年参与镇压维新派。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革命当前，袁世凯深知清庭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便联络全国革命势力及其旧部，倒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实行共和。但他还是为自己的私利，并且还是镇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

1912年3月，袁世凯因促成共和有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然，袁世凯的成功，关键是他的实力，其次才是正义与正名。也因为他的实力，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同样，也因为他缺乏正义和正名，1916年3月22日，内外交困之下，他被迫宣布撤消帝制。徐世昌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如果他像徐世昌那样，中国的民主共和进度也会好得多。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有人说，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这其实还是有一点成王败寇的看法，因为袁世凯真正依靠的是实力，而不是所谓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就像他能够成为临时大总统一样。

当然，孙中山也有点正义和正名问题。在二次革命问题上，在法律途径还没有走完、大多数人坚持和平道路的情况下，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师出无名啊，至少时机不成熟，缺乏合理性、合法性的正义，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进度留下了不好的影响。在建立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最无正义、也无正名的人，那就是张勋。武昌起义后，张勋奉令镇守南京，戒备第九镇新军，顽抗革命军，仍被清政府授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为表示忠于清廷，张勋及所部均留发辫，张勋人称“辫帅”，所部定武军人称“辫子军”。1913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张勋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表示仍效忠清室，禁其部卒剪去发辫；11月，任中国孔教会（总会会长康有为，主任干事陈焕章）名誉会长。二次革命中奉袁世凯命，率部往南京镇压讨袁军，纵兵抢掠，屠杀民众数千人。1917年5月，北京发生“府院之争”，张勋入京调停。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北上密谋复辟，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复辟虽然历时仅仅十二天，但却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这场复辟直接导致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形成，特别是将民国以来的两大法统（孙中山和袁世凯）统统彻底打翻。此次复辟之后，自民国成立以来的“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争执最终付诸武力，民国成立以来“内阁制”与“总统制”、北洋集团与民主党派（革命党人）的制度之争、政见之争，演化为赤裸裸的军事较量。

二、总揽全局：皇权怎样才能永固？

以经济建设为纲，是一种“总揽全局”的总体思想。但是，以什么为纲，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总揽全局，就要求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从而实现良性循环、民富国强，而不是相反。在反右和文革中，毛泽东提倡阶级斗争为纲，但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结局是恶性循环，后果是国弱民穷。

清政府是以什么为纲呢？清政府历来是以“皇位永固”为纲的。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同年11月，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1906年8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经由欧、美各国及日本考查后归国，拟出立宪方案。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并说明“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本来对于君主立宪是不感冒的，但听说君主立宪可以“皇位永固”，就欣然同意了。慈禧太后很赏识载泽的意见，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经御前会议反复筹划，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在前清，清政府的确做到了以“皇位永固”来总揽全局，基本上实现了民族斗争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从而实现良性循环、民富国强。但是，为了“皇位永固”，清皇朝竟然拒绝进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其实，只有进行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清皇朝的江山才可能永固。像满清皇朝，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成为大中华的统治者，真要“皇位永固”，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福祉。

清中叶后，也出现了“同治中兴”。同治在位期间(1862-1874 年)，太平天国崩溃

(1864年)，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合作，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同治中兴” 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洋务运动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也刺激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但是，其一，同治中兴只是一场官僚主义层次的改革，只是部分地方实力派官僚自发图强。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中国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

洋务运动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例如，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同样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1911年5月9日，在他邮传部大臣任内宣布的“铁路干线国有”命令，成为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又竭力动员袁世凯出山，积极参预调兵运粮，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总之，盛宣怀他们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是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旧中国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同样，满清皇朝的垮台也是必然的。

洋务运动当然有积极成果，但是，这个积极成果先是被戊戌政变破坏，然后是被义和团运动破坏。义和团运动是慈禧太后、满清皇朝自导自演的悲剧，对于中国的民主共和、君主立宪都是悲剧。不过，物极必反，义和团消灭后，清政府又推行了新政。满清皇朝，慈禧，载沣，如果积极主动、真实有效地进行政治改革，像英国、日本那样实行君主立宪，那就好了。但他们恰恰相反。满清皇朝不仅没有真正推行新政，甚至在后来的立宪改革中，强化了君主专制和皇族专制，真是找死啊。他们颁布的立宪大纲规定的皇帝特权几乎没有限制，例如，皇帝仍然被赋予如下巨大权力：

  1. 召集开闭停展和解散议院之权；
  2. 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经诏命批准颁布者，不得见诸实行；
  3. “宪法大纲”无内阁组织章程，设官制禄，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议院不得干预；
  4. 司法之权操之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
  5. 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君上调集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
  6. 宣战讲和制定条约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表决；
  7. 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命限制臣民之自由。

辛亥革命爆发后，为了平息革命风暴、重新赢得民心，大清后裔于1911年11月匆匆颁布人们期望已久的宪法重要信条“十九条”：

  1. 宪法由咨政院起草，由皇帝颁布，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帝不得干预；
  2. 总理由国会选出，由皇帝任命，皇族不能担任总理。当总理受到国会弹劾时，他可以或者解散国会，或者提出内阁总辞职；
  3. 皇帝有直接指挥陆、海军的权力，但如无国会批准，他不能利用海军或陆军来解决国内争端；
  4. 非经国会批准，不得缔结条约。如果在国会休会期间议和或宣战，这个行动须提交下届国会批准。

等等。

但已经晚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只过了几个月时间，改革既然大相径庭！

如果三年前颁布的是“十九条”而不是“宪法大纲”，如果几个月前不是成立“皇族军委”、“皇族内阁”，革命党还有机会吗？中国还会发生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吗？

从 1901 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这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性的方法是可以的，而作为长久之计、战略之计却是极大的错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策略性的方法，这可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避免改革出现混乱和失控。但是，清政府却将其作为长久之计、战略之计。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其实，真正打到满清皇朝的，正是这些汉族官僚。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系、淮系近代军阀相比，与老牌的洋务派相比，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具有新的色彩。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认为“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他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于是连连上奏大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后来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

集权是为了保证改革的软着陆，而清政府的集权其实是急升空，结果爬的高、摔得惨。如果慈禧、载沣真的以“皇权永固”总揽全局，那么，就应该真心实意、切实可行地推行君主立宪改革。但是，到了晚期，清政府越来越相反了。满清梦与中国梦没有结合起来，甚至方式冲突，不仅没有实现良性循环，反而出现恶性循环。

慈禧、载沣集团就是没有真正以“皇权永固”总揽全局，才导致了辛亥革命，才导致了满清皇朝的垮台。慈禧太后自己也感觉到：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

“例”字。”“私”为宫廷内斗，“例”指“祖宗之法不可变”。  

三、总体协同：盟友与敌人是如何转变的？

总体协是同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的总合。在辛亥革命中，慈禧、载沣集团根本没有实现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所以非常失败。

打仗的时候，自己的同盟军不作为，只会产生“贡、负”效应，如果自己的同盟军反戈一击，就会产生“正、反”效应，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协同:自己的同盟军不作为，对于自己来说是“负协同”，对于敌人来说是“负向协同”；自己的同盟军反戈一击，对于自己来说却是“反协同”，对于敌人来说却是“反向协同”，其差别至少是双倍的、很可能是致命的。

政治与军事一样，也讲究总体战略、统一战线。总体战略、统一战线的生活智慧是: 坚持“贡协同”，力争“正协同”；避免“负协同”，杜绝“反协同”；以“正向协同”促进“反向协同”，以“贡向协同”带动“负向协同”；实行总协同，实现超协同。当然，总体战略、统一战线的灵魂还是正义。只有正义，才能总合正向协同与反向协同的总协同，才能实行总体战略、统一战线。

在辛亥革命中，最缺乏总体论哲学 4 智慧的，应该是慈禧、载沣集团。原来，慈禧、载沣集团成功地与立宪派和汉人官僚联盟的，实现了总协同。在戊戌变法之前，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这批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维新派”（康有为）与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自立军起义就是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的合作。

当然，光绪帝也缺乏总体论哲学 4 智慧。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也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

在立宪问题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原来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清政府“预备立宪”就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密切相关，本来就包含压抑革命派的用意。从 1903 年起，立宪派就积极宣传君主立宪，要求迅速加以实行；革命派则坚决反对，并进一步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当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时候，立宪派与革命派立即围绕“预备立宪”展开了大论战。立宪派不但盛赞“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还把“君主立宪”看作是救民于大旱之及时雨。

1908 年 8 月，为拉拢立宪派，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但是，清政府采取了欺骗手法，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十四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事实上仍同封建专制没有什么区别。1908 年 11 月，溥仪继位，1909 年改元宣统，3 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但是，满洲贵族的所作所为导致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 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慈禧、载沣集团推行的改革，结果是反协同的：11 个部长中满人 7 个、汉人 4 个，13 名内阁大臣中满族占了 8 名、汉人只有 4 人。这样的结果哪有正义可言？！这不仅将边缘化的革命派变得更激进、更中心，也将自己的同盟军——立宪派推广向了对立面。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犯下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当立宪派的要求被拒绝，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武昌起义以后，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吴兆麟提议由第 21 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这也是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一种合作。在武昌起义爆发的 7 个星期内，15 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所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派和立宪派一同将满清皇朝拉下马来。

清廷在改革过程中，过分强调了中央的权利，与地方形成了反协同关系。例如财政、税务改革就完全消除了地方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当革命突然来临时，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所以，辛亥革命一发生，很多地方就宣布独立，清廷就无法控制局势了。

清廷缺乏总协同，与他们内部缺乏正协同有很大关系。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1900 年 6 月 17 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人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并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导致了几乎是灭顶之灾。 1900 年 6 月 25 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无法控制他们。唐德刚将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而将刚毅比作林彪、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真是恰如其分。

总之，慈禧、载沣集团推行的改革，基本上是在两面夹击、内外交困中进行的，基本上是左右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所以是负协同、反协同的。孙中山与袁世凯本来也是敌人，甚至，维新派与袁世凯也是敌人。但是，在武昌起义以后，他们从敌人变成了盟友。1906 年上海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他们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1 月 22 日，孙文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他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加紧了逼宫的进程，成功地完成了君主专制得民主共和的转变。

四、总结归纳：多长制还是一长制？ 

辛亥革命以及过去一百多年了，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内忧外患，而且情况也是非常类似。因此，检讨其中更高深层次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说，空间问题是甲午战争的深层次问题，那么，时间问题是辛亥革命的深层次问题。

对辛亥革命作深层次的检讨，就是时间尺度太小，没有改革意识，也就是历史、未来两个维度没有“统”好。

清朝（1636 年—1912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前前后后共有十二帝，267 年。1644 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占明朝国都北京后，清军趁势入关，逐步掌握全国，历经康雍乾三朝发展至鼎盛。这一时期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清朝中后期逐步落后于世界，科技文化与思想眼界均受到极大的封闭与抑制。1840 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多遭列强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开始进行戊戌变法但变法失败。1900 年的夏天，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被迫退位，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1917 年 6 月，张勋复辟满清帝制失败，君主专制在这中国寿终正寝。

辛亥革命的时间问题，在于满清帝制是中国君主专制的最末期，更在于满清帝制处于君主专制的最末期，而日本相反。清末处于专制制度的没落期，一切以维系其摇摇欲坠的王朝为基，任何变革的“越轨”最可能被拉回到君主专制没落的轨道。例如，即使是清政府已经发布上谕，决定预备立宪，但朝廷内外反对立宪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诸多诤谏者，试图以对抗中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贞，比如内阁学士文海。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君主专制的程度最高，运行延续的历史最久。在春秋战国时期，专制制度比封建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秦国能够打败其他六国，并建立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一方面，历史久了，其合理性就用完了、甚至透支了， 另一方面，其光辉灿烂的文明在当时条件下没办法建立新中文明，就只好作坏人坏事，形成“最古国家”与君主专制的恶性循环。在辛亥革命之前，处于君主专制晚期的满清皇朝没有摆脱“最古国家”与君主专制的恶性循环。 

权利意味着腐败，绝对权利本身就是腐败。专制独裁必然导致贪污腐败、贪污腐败必然导致心黑脸厚，并形成恶性循环，就形成了最丑恶的社会。所谓的文明，几乎都用来作恶。秦朝开启了太监与专制的先例，汉朝开启了文字狱与外戚的先例，武则天开启了严刑逼供和特务政治的先例，宋朝鲜开启了八股文、裹脚布的先例。元朝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元朝为了对外战争，打造东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征发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元朝终于被明朝取代。明朝的君主专制达到极致，贪污腐败也是如此，严刑峻法反对腐败，可腐败还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有的皇帝不仅不反腐败，还与文武百官合起来腐败。明被清取代，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统治中国，就是因为汉明专制制度已经腐败透顶了，其内在矛盾和各种矛盾总爆发了。实际上，汉明不是被满清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

平心而论，满清皇朝的专制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制度，因为它吸取了几千年专制制度的经验教训。但是，几千年过去了，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完全腐败没落了，其总体趋势是螺旋向下，满清皇朝也是处于整个历史的穷途末路。

满清帝制的问题，其实在鸦片战争就暴露出来了。或者说，辛亥革命在鸦片战争中就已经确定了。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非常类似。例如，当时的中国外贸形势非常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闭关锁国”后的满清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战争前期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而鸦片战争居然发生两次，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 1856 年战争爆发到 1858 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 1858 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 1860 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在鸦片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今，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这与中国今天的形势也非常类似。

实际上，辛亥革命是在君主立宪改革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就在立宪改革正常启动之前，中国发生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立宪派人士呼吁清朝廷速开民选国会、实行内阁制。从 1910 年 1 月开始第一次请愿活动，到 1910 年年底结束第四次请愿活动。清朝廷面对请愿运动压力，遂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即于宣统五年（1913 年）召开国会，并先设责任内阁。梁启超在第三次立宪请愿之前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 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在立宪改革的过程中，满清却推出了 “皇族内阁”。对于“皇族内阁”的出台，梁启超更是愤懑至极，说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1913 年）四字连属”。一贯主张改良的梁启超都这么说了，那清朝剩下的日子可就指日可待了。如果满清皇朝真正、有效地进行政治改革，结局就是永久性的君主立宪，而不会是被迫退位。如果当时的当家人聪明的话，四次国会请愿运动正是真正改革的大好机会，是排除满清皇朝内外反动派的有力武器。在这场运动中，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者，数百万的民众签名，还有那些割臂、割股写血书的壮举，甚至地方官僚、皇家大臣都参与或帮助，如此等等，表明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民众正在用全部的热情和心血致力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尤其是第三次国民大请愿运动，不仅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相媲美，甚至与后来的五四运动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满清皇朝的当家人不仅错过了机遇，而且违背了形势。

有人说，清廷“五年立宪”也未免太速，回顾清廷覆灭后的中国近百年历史，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即使路线图划定为五十年也不为过。但最为可笑可叹的是，当时的人竟然连 5 年都等不了。1908 年 8 月，清廷在立宪派的鼓噪声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清廷正式颁布宪法大纲、搞公开政治的做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遭。按照《筹备事宜清单》，宪政的设计者们将预备立宪期限定为 9 年，并详细开列了这 9 年的筹办大事和时间表，如第一年（1908 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第二年（1909 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第三年（1910 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第四年（1911 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第五年（1912 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要办的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大事情，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客观的说，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措施在辛亥革命前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也说明清廷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沿袭千年的“祖制”（不仅是清朝，而是从秦汉以来的传统专制制度），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是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专制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的时候，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

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不那么到位。是的，清廷“五年立宪”也未免太速，但是，这个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辛亥革命并没有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相反，结局大体上还是多赢。虽然最后出现了军阀混战，但仍然比君主专制好得多。只是，对于满清皇朝来说，结果不尽如人意，但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辛亥革命的真正时间问题，在于满清帝制是中国君主专制的最末期，更在于满清帝制处于君主专制的最末期，而满清却迟迟不进行君主立宪改革，后来搞君主立宪改革甚至还倒行逆施。

本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满清皇朝就应该反思和改革了。但是，没有。结果，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如果鸦片战争不算数，那么，太平天国以后，满清皇朝也应该反思和改革了。但是，没有。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有人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严重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太平天国甚至比秦皇帝国专制野蛮得多。但是，不能以为太平天国的严重问题而否定满清皇朝的严重问题。实际上，太平天国的严重专制野蛮问题正是满清皇朝严重专制野蛮问题导致的。其结论应该是反思和改革满清皇朝的整个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维护、美化满清皇朝的整个君主专制制度。太平天国以后，满清皇朝虽然有所谓的“同治中兴”，但恰恰是巩固君主专制。其中心内容——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是没有提倡政治改革，并且只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其历史意义不容否定，但仍然以维护君主专制，所以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比较明显。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1885 年中法新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但是，这里有三个严重问题，一是，镇压朝鲜开化党人是错误的，因为朝鲜开化党人是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的；二是，中国的几个小胜利，是偶然的，并不是制度政策好。三是，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却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当然，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但其实掩盖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严重问题。后来的戊戌变法本来是非常好的改革，时机也是非常好的。但结果是，戊戌变法变成了戊戌政变，政治改革的进度倒退了一百年。当然，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以后的表现也不怎么样。那时候他的实力最强大，至少应该促使满清皇朝实行君主立宪。如果这样不行，那么，也不应该解散自己的军队。如果他不解散自己的军队，而是与李鸿章的军队并存，那么，后来的戊戌变法很可能成功，后来的一连串灾难就很困难避免。但是，他太愚忠了，这也是君主专制、特别是满清皇朝腐败没落的表现。如果袁世凯也像他那么愚忠，那么，中国的灾难还有更多更大。

如果太平天国不算数，那么，甲午战争以后，满清皇朝也应该反思和改革了。甲午战争以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7 月 25 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 1895 年 4 月 17 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确立了 5 个目标。除了称霸全球是妄想以外，其他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甲午战争从根本上暴露了君主专制和满清皇朝的严重弊病，但是，甲午战争以后，满清皇朝却自导自演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是 19 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义和团运动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加上本身农民运动的缺陷性和盲目性使其被清政府利用，后被抛弃并走向了失败，成为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索。本质上说，义和团运动是一次非常愚昧、非常反动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运动。

如果义和团运动不算数，那么，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满清皇朝也应该反思和改革了。公元 1900 年 5 月 28 日（清光绪 26 年），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等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为慈禧太后要求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进入中国所引发的战争。八国联军的行动，直接造成义和团的消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 赔款最多，签订国家最多，并丧失多项主权。当然，满清皇朝的汉族官僚们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他们只是搞了个“东南互保”，而不是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宣布独立、推翻满清皇朝。如果他们宣布独立、推翻满清皇朝，那么，民主共和国就已经实现了。最坏的结局不过就是后来的军阀混战。既便如此，也比君主专制好得多。可以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不可忘记的耻辱，确切的说，是中国君主专制和满清皇朝的最大耻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灾难。但是，满清皇朝的政治改革，不是改革君主专制、改进满清皇朝，而是强化君主专制、恶化满清皇朝。例如，他们颁布的立宪大纲规定的皇帝特权几乎没有限制。

他们建立了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历史给满清皇朝太多太多的机会，但是，他们都违背了。这令立宪派大失所望，也给了革命派大好机会。

因此，更确切的说，辛亥革命的时间问题是，满清帝制的改革，既没有解决好历史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未来问题，也就是历史、未来两个维度没有“统”好。

一个人口很少、领土很小的少数民族，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实行了“二长制”。但是，在君主立宪改革的关键时刻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抛弃了“二长制”、实行“一长制”，没有实现“多党制”与“多长制”的配套。实际上，皇族内阁的成员大多数还是不错的，也是推动改革的，但为什么臭名昭著呢？为什么就成为反对改革的内阁呢？为什么就成为皇族内阁垮台的重要因素呢？其皇族内阁的真正问题，关键的不是什么“皇族”，而在于它是“一长”。君主专制的实质是“一长制”，民主共和的实质是“多长制”。 实际上，一长制既是专制主义之头、又是专制主义之尾，甚至就是专制主义的全部。一长制的弊端很多、很大，以至于，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都对一长制进行过改革，例如设立两个宰相，或者，实行元老院体制。以前，清代的六部是实行双部长制的，首长皆满、汉各一。理藩院的编制与六部相同，但官员全由满、蒙人担任。此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国子监等机构也是如此。虽然“二长制”是满清皇朝的权宜之计，但的确是一个制度创新，是一种既公平也有效的制度。

其实，“二长制”更具有统筹性，起码可以将更多的智慧和热情贡献于公共事业。特别是，二长制本身就具有优胜劣汰、良性循环的机制，并具有及时有效的互相监督机制和互相考核机制。在时间尺度上，“二长制”有久远的历史，不仅几千年以前的古代就实行过，未来还会普遍地实行。虽然“二长制”、多长制也有缺点，但其优点是主要的，而其缺点也是可以克服的。 “二长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那就是可以安排更多的优秀人才。因此，在公权力领域，要普遍实行多长制，改变原来的一正几副体制，不设一个副职。例如，可以设五个正职，其中一个法人代表。四个正职共同决定大政方针，平时轮流值班，急事临时协商。法人代表没有实权，只有在四个正职无法形成决议多数【例如 3 比 1】的情况下，才具有表决权。

从君主专制改革为君主立宪，本质上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民主共和的基本标志是“多党制”，而“多长制”是与“多党制”配套的。实际上，“多长制”与“多党制”的本质和效果是一样的，甚至可以克服多党制的不足，例如，它具有直接的、及时的、有效的互相监督机制和互相考核机制，而多党制没有这样的机制。最起码的一点是，多长制比一长制更难作坏事，因为涉及“囚徒困境”。

假如满清皇朝的内阁改革不是抛弃“二长制”、实行“一长制”，而是弘扬“二长制”、实行“三长制”，那么，就可以安排更多的汉族优秀人才，就能够充分体现君主立宪的精神，就不会引起实力派和广大中间派的强烈反对，而是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结局就会完全相反。 

如果满清皇朝真正的实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如果满清皇朝真正的实行多长制、多党制，那么，满清皇朝就真的“万岁”、“万岁”、“万万岁”了。

辛亥革命 1911 以后，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论，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等等，都是因为“一长制”。如果在民主共和基础上，在实行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实行多长制，那么，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例如，辛亥革命以后，实行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共和的三长制，结局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多党制和多长制仍然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奢望！辛亥革命 1911 以后，内阁制与总统制的争论，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混战，等等，都是因为“一长制”。如果在民主共和基础上实行多党制和多长制，那么，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由 甘向阳 Lucas

甘向阳，男，1958，来自中国，现居荷兰。研究方向：总体哲学，总体政治学，总体经济学。已经出版了《中论》、《总体论》、《大生活论》、《广义马克思主义》等专著。其中，《总体论》课题获得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0年度研究资助，并被评为优秀成果而获得出版资助。现有《高等哲学教程》、《新新中国十大纲领》等专著正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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