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宗教政策经历了从“去宗教化”到“宗教治理”的转向，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也揭示了宗教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自2015年提出“宗教中国化”方针以来，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合法存在被重新定义——国家通过政策、法律与行政手段，试图将宗教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之内。这一进程引发了广泛的学术关注，特别是在信仰自由、人权保障以及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规范的交汇处。
宗教中国化并非单纯的文化适应，而是一种制度性工程。它的目标在于“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实现方式则包括：宗教组织的行政化、教职人员的政治培训、宗教场所的统一管理与宗教出版物的严格审查。正如学者Daniel Bays所指出，宗教政策的本质在于“控制宗教的社会影响力，而非消灭宗教本身”。在这一语境中，宗教自由被重新定义为“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的有限自由”，而不是国际人权法所界定的“思想、良心与信仰自由”。
宗教中国化的提出，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新时代条件下自我强化的体现。官方文件强调，宗教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这意味着宗教的合法性不再源于信仰传统或教义传承，而取决于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统一性逻辑”是一种意识形态整合机制。国家通过政治仪式、宗教协会、干部任命与教育培训，将宗教活动纳入政权控制之下。根据《宗教事务条例》（2018修订版），宗教团体、场所、教职人员的注册与活动均需获得政府批准；未经批准的宗教活动被归类为“非法聚会”。这意味着宗教自治空间的显著收缩。
社会学家杨凤岗将这一结构形容为“三色市场”：红色宗教（官方认可）、黑色宗教（被取缔）与灰色宗教（处于模糊地带）。随着宗教中国化政策推进，灰色地带正在迅速缩小。政府要求所有宗教组织悬挂国旗、张贴核心价值观标语、修改教义解释以符合“爱国宗教”的方向。学术上，这体现出一种“国家化宗教化”的趋势——国家不再与宗教保持距离，而是以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为标准，对宗教加以再造。
在国家控制体系之外，存在着大量未注册或拒绝加入官方宗教组织的群体，尤其是家庭教会（house churches）和地下天主教团体。根据Freedom House 2017年报告，中国的宗教信仰者总数超过2亿，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基督徒属于非官方登记群体。这些群体面临的挑战包括场所查封、聚会驱散、牧者拘留、网络审查与出版封禁。
宗教社会学研究指出，地下教会的存在并非仅仅是“非法聚会”现象，而是一种对宗教自治权的坚持。信仰者认为，宗教归属于良心与灵魂领域，不应受政治审批。Amnesty International在多份报告中记录了家庭教会牧师、信徒被行政拘留或刑事起诉的案例。例如，在部分地区，当地政府以“扰乱社会秩序”或“未经批准宗教活动”为由，取缔家庭聚会。
然而，从国际法角度来看，《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均明确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这包括改变信仰、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宣扬信仰的自由。中国虽然签署但尚未批准该公约，其国内法对宗教活动的行政化监管，造成了法律层面的紧张——信仰者的良心自由权利在制度框架中被压缩。
宗教中国化政策的深层逻辑可从政治哲学角度理解为一种“规范化的服从结构”。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在于通过意识形态塑造公民的认同，而宗教作为一种独立信仰体系，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构成潜在挑战。因此，宗教中国化不仅是政治策略，也是权力哲学的延伸。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规训与惩罚”理论中指出，现代权力通过“身体—灵魂的技术”实现控制，即通过教育、语言、空间与制度塑造主体的行为。宗教中国化的过程正体现了这种规训机制：信仰不再是个体与神的关系，而被转化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宗教场所的国旗、讲道中的政策宣讲、神职人员的政治培训，都在构建一种“忠诚的宗教主体”。宗教成为政治教育的延伸领域。
从神学视角看，这意味着信仰被工具化。宗教不再是超越性的真理追求，而成为社会秩序的辅佐系统。长期而言，这种制度化服从可能导致宗教信仰的空洞化与道德形式主义。宗教精神的核心——超越性与良心自由——被压缩为政治忠诚的表演。
宗教控制的扩展不仅影响制度结构，也深刻影响社会心理。宗教研究者指出，在强制同化环境下，信徒群体会出现两种极端反应：一是表面顺从、内心退隐；二是地下坚持、形成封闭的信仰共同体。前者导致宗教信仰的道德冷漠化，后者则带来信仰社群与社会主流的割裂。
这种心理状态与“权威依附型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有关。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中被训练为“服从而非思考”的主体，宗教亦被纳入这一模式。信徒在教堂中学习顺服，不仅是对神的顺服，也是对政治秩序的顺服。这种双重规训消解了宗教的批判功能，使信仰者难以成为社会伦理更新的源泉。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观察到宗教中国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信仰社区的结构性迁移——信徒活动从实体聚会转向私密空间与线上网络。尽管网络宗教活动亦受到监控，但仍为部分群体提供了信仰交流的“灰色空间”。这反映出宗教自由在数字时代的“流动性生存”模式——在监管与逃避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在国际人权体系中，宗教自由被视为核心人权之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以及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均长期关注中国宗教政策的发展。Freedom House《全球宗教自由报告》（2018）指出，中国在宗教自由指数中处于“极度不自由”级别，主要问题包括：宗教组织审批制度、宗教场所拆除、宗教出版物审查、未成年人禁入教堂等。
中国官方则强调宗教中国化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过程，主张宗教自由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行使。由此形成一种“主权—人权”张力：国际社会以普遍人权为标准，而中国政府以国家主权与社会稳定为优先。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张力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人权规范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
从法律比较角度看，中国宗教自由的制度性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制度性审批：宗教组织的存在必须获得行政许可；
（2）意识形态前置：宗教活动必须体现爱国导向；
（3）惩戒性执行：对“非法宗教活动”实行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责。
这些措施在形式上维护社会秩序，但在实质上限制了信仰自治与思想自由。
尽管宗教中国化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但也促使宗教群体重新思考“信仰的公共性”。部分宗教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如何在政治高压与社会转型之间保持信仰的独立性。他们提出“信仰的内在中国化”概念——即宗教在保留核心信条的前提下，通过文化语境的再诠释参与社会伦理建设，而非接受外部强制同化。
宗教学者杜维明（Tu Weiming）早在20世纪末即指出，中国宗教传统拥有丰富的伦理资源，可为现代社会提供超越功利主义的道德维度。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中国化，而在于中国化的主体是谁——是信仰者基于文化自觉进行的内在更新，还是政治权力主导的外在改造。前者有助于社会多元化与道德共识，后者则可能导致思想单一化与精神贫困。
从国际比较来看，真正稳定的社会并非建立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自由与法治保障之上。宗教自由不仅是个体良心权利，也是社会创新与文化复兴的重要条件。压制信仰自由可能在短期内换取秩序，却在长期中削弱社会的道德活力。
宗教中国化的进程揭示了当代中国在国家治理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张力。国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整合实现社会统一，而信仰群体则在有限空间中维持宗教自治。两者的冲突并非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关于“人”的问题——人的精神自主、良心自由与超越追求。
学术研究表明，宗教自由的缺失不仅限制信徒群体，也影响社会整体的伦理结构。当宗教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其批判功能与道德资源将被削弱。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建立制度性平衡，使宗教能够在法治框架内自主运作，并为社会伦理提供积极力量。
宗教自由不是对立，而是秩序的另一种形式；不是威胁，而是理性的补充。唯有承认信仰的自主价值，国家与社会才能真正走向成熟与和解。
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
- Amnesty International. China: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Belief. Annual Reports, 2017–2024.
-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China Country Report. Washington D.C., 2018.
- Pew Research Center. Restrictions on Religion: Global Overview. 2019.
- Bays, Daniel H.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iley-Blackwell, 2012.
- Yang, Fengg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18.
-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1995.
-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USCIRF). Annual Report: China.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