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实施了七十多年。它原本被设计成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却逐渐演化成一个决定命运的制度屏障。
一个人一旦被划入“农村户口”，他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要面对隐性的不平等待遇。学校要分普通班与重点班，医院有普通病房与高干病房，退休金要分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和新农保三档。即使到了今天，城市与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像两套不同的世界。
这种制度化的不平等是极少被公开承认的。官方仍然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然而现实中，这个国家仍旧把公民分成两类：可以享受城市公共资源的人，以及被排除在外的人。
青年失业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每月公布的统计数据被称为“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换句话说，只有城镇户籍人口才被算入统计范围。那些来自农村、在城市打工或求学的年轻人——如果他们失业、返乡、或者干脆失联——他们甚至不在“失业”的统计之中。国家眼中，他们从未存在。
这种人为划分的“隐形阶级”，让整个社会的结构长期固化。
普通人想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越来越难。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医疗资源倾斜给体制内群体，养老体系按职业划层。就连社会舆论中的“中产阶层”，其实也主要局限在城市户籍人口。
有人说，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是历史包袱。
但事实是，它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消失，反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机制。因为它不只是行政工具，而是一种“社会筛选”——谁能进入城市，谁能留下，谁被排除，都在这张制度的网络中被精准决定。
在这种体系下，户籍不仅决定一个人的居住权，还决定他是否能让孩子上学、是否能买房、是否能获得同等的社会保障。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个人就被标记。城市人和农村人，注定走向不同的人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民间三大理论”——“地缘决定命运、出身决定未来、关系决定一切”——在中国社会如此流行。因为在一个制度化分层的社会里，这三条几乎成了人们对现实最诚实的总结。
即使今天，许多在北京、上海、广州工作的人已经在那里生活十几年、缴税十几年，依然不能获得本地户口。他们的孩子仍然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他们自己仍然不能平等享受城市医疗。
而那些真正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则可以在同样的土地上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
这就是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
贫富差距固然巨大，但更深的裂缝，是制度制造的身份差距。
在这样的结构里，所谓“公平竞争”其实只是一个幻象。
当一个人起点被制度锁死，再多的奋斗也难以跨越那道无形的墙。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了这种结构性不公。人们忙于生存、忙于赚钱，很少有机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同样的努力，在不同户籍的人之间结果完全不同？
直到现在，当年轻一代开始面对高房价、低收入、失业率飙升，他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个社会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而是制度性的不平等。
一个现代国家不可能永远靠这样的等级制度维系。
它削弱了社会的流动性，压抑了年轻人的希望，也让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改革户籍制度已经被提了几十年，但每次都被各种借口推迟。
原因很简单：这种分层制度让权力拥有了选择性的控制权——
既能让底层人贡献劳动力，又能在他们“越界”时迅速把他们排除。
这套体系的荒诞之处在于，它一边高喊“共同富裕”，一边维持着最原始的身份分隔。
一个国家如果连统计失业率都要区分“城镇”与“农村”，那它的公平承诺就失去了意义。
所谓“新时代的社会结构”，不过是旧时代的延续，只是换了一层现代化的外壳。
而真正的平等，不是给所有人画同样的宣传画，而是拆掉那些从出生就被设下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