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6日，USCIRF 举办线上听证会，主题为《中国国家控制宗教》。在这次听证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界负责人指出，中共政权正在对信仰群体展开系统性遏制；宗教不再仅仅是社会文化现象，而已被转化为权力机制中的一个关键组成。
官方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在2024年宗教自由状况仍为“世界最恶”之一。报告明确指出：“在 2024 年，中国宗教自由的状况继续位于世界最堪忧之列。”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 报告还强调，中共领导人 Xi Jinping 主导推进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所有被认可宗教必须绝对忠诚于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发现两个层面必须被同时理解：一是宗教被压制的事实与人权维度；二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制度逻辑。若只谈事实而忽视结构，那么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这场“信仰战争”为何在中国持续推进。若只谈哲学而忽略真实案件，那么论述又会失去与现实的连接。本文尝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首先，人权维度的事实极具说服力。USCIRF 在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不仅针对已被认可的宗教群体（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进行严格管理，更对“未登记”宗教群体、地下教会、法轮功、全能神教会等采取打击措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ecoi.net+2 报告中提及：独立教会的牧师被判刑、教徒被监控、家庭教会被突袭、宗教符号被强制移除，甚至离境宗教人士在海外同样受到威胁。ecoi.net+1 在新疆、西藏地区，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尤为严重——例如有修道院被关闭、新喇嘛被禁止接纳、信仰符号被行政驱逐。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 这些案件本身即构成了对宗教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重大侵害。
其次，结构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不可或缺。为什么中共要将宗教纳入如此严密的控制体系？一个简化的答案是：因为宗教具有制度无法完全驾驭的“超越性”与“共同体性”——这些特质在共产主义体制看来是一种潜在威胁。宗教可以创造忠诚于上帝、而非忠诚于党的人；宗教可以形成不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社会连接；宗教可以提供另一种意义体系。当国家政治渴望掌控一切意义时，宗教就成了必须“改造”的对象。中共所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即明确要求：宗教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服从于社会主义方向、服从于中共的政策安排。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
从更深一层看，这是一种政治哲学上的场景：国家作为最高权威，不仅要求对权力结构的忠诚，更试图掌控“意义生产”与“信念归属地”。当国家把自己置于意义中心，并要求所有社会关联服从这一中心时，宗教中任何“先于国家”的忠诚就可能被定义为“叛逆”。在这种逻辑里，宗教自由不只是“可以信仰什么”，而是冷静探问：你是否忠诚于政权？你的身份归属是否在政权掌握之外？你的共同体是否在政权允许之外？ 因而，针对“未登记教会”的一系列打压措施——监控、逮捕、消失、软暴力——并非偶发，而是制度性结果。
人权与结构的交汇在于：当某个制度将“信仰”作为“政权忠诚”的一环，那么偏离这一环的人，就不仅仅是信仰者，而成为潜在的敌对对象。中共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求宗教“根植中国化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宗教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此，宗教便摇身一变，从社会文化现象成为治理工具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
再具体看“技术与监控”维度。USCIRF 报告称，中国政府持续利用高科技监控手段——面部识别、大数据分析、网络舆控、技术驱动的跨境追踪——来压迫宗教自由。ecoi.net+1 此外，中国政府还对海外信仰者及其家属进行“跨国压迫”，通过威胁、绑架、监控等方式，让流亡者沉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 在政治哲学的视角中，这意味着：国家不仅是一个地方权力实体，而在很多层面成为了“全球意志”延伸。信仰群体若流亡国外，仍可能被国家追踪、迫害、沉默。这样，“信仰自由”不仅是国内议题，也成了国家治理与国际关系的交汇点。
从纪实角度回看，这场战役的目标群体多样：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僧侣、地下天主教牧师、家庭教会基督徒、法轮功及其他被定义为“邪教”的组织成员。·在新疆，有法庭判处96岁伊玛目阿比丁·达莫拉姆监禁后死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天主教、基督教家庭教会中，有牧师被判14年，地下教会被查封。ecoi.net+1 这些事实不仅表明问题的严重性，也让我们看到，宗教自由受损不仅是单一案件，而是制度性、普遍性的侵犯。
而在哲学层面，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若将“信仰忠诚”纳入其权力结构，就必然会制造“异端”与“忠诚”之间的裂隙。忠诚不是一种自愿归属，而是一种被规训的态度。信仰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是一种服从验证。人在信仰以前，往往是为了心灵的自由；当国家介入后，信仰变成一种“你我是否属于政权”的代号。国家赋予合法性，不再是上帝或良知，而是政权审查。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中，“宗教自由”这一概念被严重扭曲。它不仅是“你可以信仰什么”，更是“你必须在国家允许的前提下信仰什么”。当信仰的空间被限制，思想的自由也被限制。人们可能在内心保持信念，却没有公共表达的渠道。这种情况使得宗教自由的缺失，不只是信仰圈的问题，更是整个人权与公共理性空间的问题。
从国际视角看，USCIRF 的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采取更多措施：包括将中国维持在“特别关注国家”（CPC）名单中，针对中共官员与实体实施制裁，监管出口技术以防止中国滥用监控工具。ChinaAid+1 这说明：宗教自由议题已成为国际政策中的重要组成，与贸易、科技、外交、人权几乎交织在一起。国家如何定义、管理、甚至压制宗教，不再只是国内问题，而成为全球治理的节点。
在这样一个交叉点上，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根本问题：一个政权如果无法容忍信仰的独立存在，它还能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吗？宗教自由常被视为“可以选择信仰与不信仰”的权利，但它更深层的含义在于：个体是否有权选择其存在方式、是否有权在国家之外形成意义与共同体、是否有权在政权之外保持内在忠诚。而当国家以“忠诚度”取代“信仰内容”的评判标准时，公民就不再被视为自由主体，而变成可编排的符号和工具。
由此看来，中共全面控制宗教事务，不只是出于治理需求，而是出于“意义再统治”的意志。它不是单纯的宗教政策，而是意识形态策略的一部分——国家寻求夺回掌控“信仰”这一最后的边界。换言之，信仰成为国家主义与个人自由的决战场。
从人权纪实来看，这意味着许多普通信徒、牧师、修行人都处于悬浮状态：他们可能已被判刑、失联、迫害，或者只能隐匿信仰。宗教群体的空间被侵蚀，使得他们不仅失去礼拜场所，更失去可见的共同体、表达的自由、抵抗的可能。这种被结构化的压制，与历史上用暴力铲除异端或反叛者的方法有本质不同：它更温顺、更隐蔽，但同样强大。国家不需要每次用狱锁将人关进牢笼，而是让他们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系统之下。
而当这种信仰空间被瓦解时，其后果并不仅仅是宗教衰弱，而是公共理性、社会问责、良知与批评文化的衰弱。因为当信仰无法形成公开的共同体，当信徒无法在法律里被保护，当思想不能通过公共表达展开，整个社会便渐渐失去异议与反思的能力。政权未必需要每一次压制公开反抗，因为反抗已被预防、已被制度化地减少。
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宗教自由的失守也意味着思想自由的丧失。它揭示的是一个时代：如果连一个人对信仰、良知、真理的诉求都被视为威胁，那么多样性、公民性、权利这些词语也就仅仅变成政治标签。真正的自由，是你可以在国家之外做你想做的，不被国家先行定义你的身份与信仰。而当前的中国模式，是国家先定义，再由个体选择被定义的范围。
当宗教变成政权的附属，当信仰变成审核，当忠诚变成代替信念，那就是对人性的一种根本压制。人不只是工具，也不是程序中的节点，人应当是自由的主体。国家若否认这点，它的合法性就会被侵蚀。
因此，对中国的宗教管控，我们不能仅视为宗教政策，而应把它看作制度融合、意识形态再造、社会控制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中共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多样性、面对价值竞争、面对信仰扩张时所做出的回应：不是包容，而是纳入；不是对话，而是驯化。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也要提出：国际社会、科技公司、宗教组织不能只是旁观者。技术出口、监控设备、跨境压迫、数据共享，这些都在宗教自由的议程线上。USCIRF报告呼吁：美国应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限制技术出口，追踪责任人员，支持受迫害群体。Save Uyghur+1 这是人权纪实与政治哲学交汇的地方：自由不仅是哲学设想，也是技术、制度、权力实践的结果。
总之，从事实看，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持续恶化；从理论看，这是一个政权对信仰意义领域的再夺权；从全球视角来看，这是一场价值与科技、权力与信仰交织的现代战役。面对这样的局面，任何一个关注人权、关注思想自由、关注良知的主体，都应当警惕这一进程的长期意义：当国家占据了信仰的中心，个体最终失去的不只是信念，而是成为能否成为主体的权利。
历史不会等待。信仰不会退缩。人权不会被动。
在这条路上，远不只是宗教人士的事情，而是关乎每一个相信“人在自由中的价值”的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