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中共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党校校长陈希在会上“传达习近平指示”，称要“坚持党校姓党，牢记党校初心”等等。中共党校历来是党内干部培训、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习近平重申“党校姓党”，在权力机器的语境中，几乎可以直接翻译为“党校姓习”。这一表述看似简单，却浓缩了极权统治对思想、权力与制度控制的深层逻辑。
中共的党校体系自成立以来，就被设计为权力与忠诚的训练场。党校的存在被中共赋予了宏大的政治使命，统一思想、培养干部、巩固政权。然而，中共党校的教育功能和现实功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共党校的核心使命是塑造对核心领导的绝对服从，将政治忠诚与权力运作紧密捆绑。政治忠诚凌驾于能力与道德之上，制度便不可避免地变得封闭、排他，并逐渐形成一种“内部生态”，在这生态中，权力与利益相互绑定，特权成为常态，内部规则优先于公共规范。
在这种逻辑下，党校的文凭、课程和研修经历，几乎成为晋升、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通行证。然而党校的文凭一直倍受质疑，甚至在民间被戏称为“五不文凭”——不用考试、不用上课、不用作业、不用论文、不用缴费。极权社会的逻辑在党校展现得淋漓尽致，教育不仅是培养能力，而是训练忠诚；文凭不仅是知识证明，而是权力凭证；特权不仅是待遇，更是心理依赖和社会控制手段。党校的存在，是制度化腐败的温床，是权力循环的引擎，是社会公平的剥夺机。
从组织结构上看，党校高度封闭、等级森严、内部互助、资源垄断。这些特征令人不禁想到黑社会组织，同样是忠诚至上、利益共享、内部规则优先、外部监督几乎不存在。唯一不同的是，党校披上了教育的外衣，用“培训干部”“理论研究”的幌子掩盖了内部利益交换和权力延续的现实。“定于一尊”下党校就是制度化黑社会式运作的象征。
近年来，“定于一尊”成为习近平政治实践的核心概念，其其逻辑可概括为：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制度与个人权威绑定、政治忠诚优先、特权固化。权力配置、干部任命、资源调配、决策流程都以习近平为中心；政治教育、宣传体系、理论研究都强化对核心权威的认同；制度设计与个人权威同构，忠诚成为晋升与特权的首要条件。
党校姓习，是“定于一尊”的习近平统治逻辑在教育和干部培养层面的具体体现，忠诚优先于能力与道德，学员晋升与文凭授予严格依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而非专业能力或道德修养，能力辅助忠诚，忠诚决定命运。文凭、培训、晋升和资源配置形成闭环，党校体系内部互助、特权保障与晋升机制，使学员心理依赖忠诚与互助。课程强化意识形态和对独裁权力的认同，思想与权力同构化，形成心理闭环。因此党校姓习与定于一尊在逻辑上高度同构，权力集中、思想统一、忠诚优先、制度闭环。这种同构不仅塑造干部行为模式，也塑造社会心理和制度行为模式。
“党校姓习”，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公开宣示。“党校姓习”意味着权力中心不仅决定政策方向，更掌控思想资源、教育资源和未来精英的认知模式。极权社会的特征之一，即把思想教育、权力运作和社会控制合而为一。党校的存在，正是这种合一的缩影，把政治教育与权力网络、资源配置、晋升机制紧密绑定，使思想和权力形成闭环。在这一闭环内，任何偏离、任何批判、任何怀疑，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必须被排除或同化。
“党校姓习”暴露了权力运作的高度个人化与制度化结合。制度化保证了权力传递的稳定，个人化则保证了权力意志的集中执行。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干部不仅被训练为忠诚的执行者，更被训练为内部规则的延续者。学员通过参与内部网络、接受特权资源、传授经验技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有其隐性的规矩和伦理，忠诚是首要，互助是保障，沉默是策略，权力是终极目标。在表面上，这是干部教育；在深层次，它是一种权力训练营，是制度化控制的孵化器。
同时，党校的存在也暴露了极权社会对知识、教育和道德的重新定义。在这种逻辑下，教育不再是探索真理和培养能力的过程，而成为政治忠诚的工具。学术追求、批判思维、独立判断，逐渐让位于意识形态培训、权力策略和晋升技巧。知识被政治化，学术被制度化，教育成为权力的延伸。这种转化，使党校既是思想灌输中心，也是权力闭环的核心环节。如果说民主社会教育的核心是自由、批判与能力，那么极权社会教育的核心就是忠诚、顺从与利益。党校，正是在这种逻辑下形成的系统产物。
党校姓习，是极权意识形态需求在制度教育层面的具体实现，也是习近平“定于一尊”逻辑下的同构产物。党校姓习，昭示了极权政治忠诚压制道德、特权侵蚀公平、权力固化社会的本质。极权逻辑下，教育即权力，文凭即忠诚，制度即腐败，而社会只能在荒诞中维持生存。
党校姓习，忠诚至上，是习近平“定于一尊”逻辑的缩影，也暴露了极权政治下中国的隐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