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中国多个省市爆出大规模针对锡安教会（Zion Church，又名“锡安教会”）的抓捕行动。根据多家媒体与人权组织报道，几乎在全国同步的阶段里，警方在北京、广西、上海、浙江等地，对近 30 名教会牧师、工作人员及核心信徒实施拘留或“失联”。其中，这家教会的创始人、牧师金明日（又名 Ezra Jin）在广西北海被捕，是此次行动中最为瞩目的一例。
拘留通知称，金明日因“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被控制，而这个指控常用于对网络上传宗教内容的行为进行定罪。教会的代祷信也披露，部分人士被关押在广西北海第二看守所，多地聚会场所被突袭、教职人员被带走、有的被迫签署“自愿解散声明”。此前，该教会在 2018 年就曾在北京主体堂被查封，金明日曾被活动限制。
锡安教会自 2007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体系中颇具影响力。它拒绝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体系，坚持在不受行政控制的状态下进行聚会与布道。据教会支持者披露，该教会在全国约有 40 多城市设立聚会点，并利用线上布道、小组聚会等方式维系信徒网络。在疫情期间，其线上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因而也更容易进入当局的监控视野。
当局此次行动并非孤立，而似乎是新一轮的制度性宗教整肃的一个节点。最近颁布的新规定强化对网上宗教宣传的监管，禁止未经批准的在线布道、宗教培训或“境外参合”宗教活动。 换言之，网络不再是躲避打压的空间，而成为首要管控对象。此次对锡安教会的同步行动，涉及多地警方协作、统一部署，显示出整肃的指令很可能是从中央层面发出。
这场打压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呼吁释放被拘牧师，指出这次行动严重侵犯宗教自由。人权观察称，此次逮捕是近年来对非注册教会力度最强的一次，并警告当局应提供被拘人员家属联系方式与合法律师会面。人权观察 对教会支持者与信徒而言，这种行动不仅是对教会的打击，也是对信仰空间的再界定。
要理解这次事件的深意，需要看到几个制度与逻辑维度：首先，中国宗教管理长期采取“注册与审批”体系：官方只承认可登记的宗教群体，未注册教会被视为非法或边缘。而锡安教会拒绝加入官方体系，这自始就使其处于制度边界之外。其次，互联网监管规则的加强，使得过去在网络上扩展影响力的宗教群体成为重点对象。锡安教会在疫情期间广泛利用网络布道，其传播模式正是一个双刃剑：既扩大了影响力，也暴露在监控机制下。再有，此次全国联动、统一行动表明，当局对宗教控制的策略已从局部镇压进阶为系统化治理。这是中央意志、地方执行机制与监控技术结合的综合体现。
这次事件还凸显出信仰空间在极权体制中的脆弱性。一个教会若不能得到行政许可，其存在便始终悬置：它可能被允许存在，也可能随时被取缔。信仰在这里不是一种先验权利，而是一种被赋予与剥夺的身份。对许多信徒而言，他们不仅在传道，他们在捍卫一个几近被“合法化”的边缘存在。
当然，这场打压也可能产生反作用。在压制下，有些教会可能被迫支持地下化、小规模化的聚会方式；一些信徒可能移居海外或采取更隐秘的信仰表达；还有可能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在某些场合作出让步。长期而言，强力控制可能损蚀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与社会信任，使得信仰成为制度与人民之间不可回避的张力。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事实陈述和制度分析。这个事件对中国社会与未来意味着什么？它提醒我们，信仰自由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思想自由的最后防线。如果连信仰都被控制，那么公共讨论、思想差异和个体尊严在这个国家的空间便越来越小。锡安教会此次被重击，也许正是政府在重塑“秩序边界”的一次举动：告诉所有人，就连在神与人之间的自主连接，也必须服从权力的界限。